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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和村醫們的交流，我們認為，相對于城市大醫院，村醫在應對農村新冠疫情時有幾大優勢：

一是村醫能及時便捷地為村民提供服務。

治療新冠病毒感染需要及時，對有基礎病的、體弱的老人尤其如此。村衛生室距離村民住宅不遠，村醫和村民很熟悉，都有聯系電話，是典型的“社區家庭醫生”。即使是最忙的高峰期，需要打針的村民也能較快地打上針，不需要排幾個小時的隊。

二是村醫可以免費上門提供服務。

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如果確實需要打針治療，村醫會上門服務。疫情高峰期時，村醫的精力相對有限，而在非高峰期，村醫上門服務是常態。

而且，村醫上門服務并不收取額外的費用。換言之，上門服務既是一種習慣，也受村醫和病人之間長期聯系形成的“情感”所驅動。在一些家庭，村醫上門服務老人，甚至比后者的子女更勤快。

對話的村醫之一

三是村醫的診療費用便宜很多。

村衛生室治病沒有大醫院那么多流程，也沒有昂貴的藥品，基本都是平價的普通藥物，治療感冒發燒等病癥的藥物是標準化的。這是國家的要求，也是由農民收入所決定，昂貴的診療難以被農民所接受。在村衛生室，平時一針20-30元（針水比較多的要50-60元），和大醫院輸液價格相比非常親民。

四是能掌握病人病情及其家庭狀況。

村醫們長期扎根村莊，很少流動。他們在平時治病過程中和群眾打交道，比不少村干部還要了解農民基礎病及家庭狀況，能夠準確地評估病毒感染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并進行及時干預。

在城市，因為醫生對病人病情相對不熟悉，需要先進行各類檢查，輸液打針需要經過嚴格的評估。而在農村，村醫一眼就能看出病情進展程度，并迅速判斷是否需要打針以及時遏制病情。

五是村醫可以提供情感關懷。

相對于村干部和農民，村醫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是更加熟悉親密的。無論是在衛生室打針，還是在家里打針，老人可以和村醫聊聊天，排解生活苦惱。有的老人打針治病費用較高，村醫也會安慰道：“你先來打針，費用不用你現付，過年你兒子會給的。”幫降低老人的心理負擔。

有人擔心村莊缺藥的問題。調查顯示，家鄉的農村并沒有想象的那樣困難。確實很多村民（特別是老人）沒有儲備藥物，病發后到衛生室接受治療，村醫會為其提供藥物。除了西藥，有部分村醫會使用中藥。如果打針用藥不夠，村醫會根據自己的判斷，優先給病情重的農民打針，讓輕癥患者回家吃藥。講究病情輕重，照顧弱勢群體，這符合農村倫理，避免了醫療擠兌。

在平時，村醫購藥有兩種基本渠道：

一是基本藥物，這是集中配送到衛生室的。但疫情高峰期，治療頭疼發燒的基本藥物供給不足。

二是市場藥物，根據自己的需求及人脈關系，從醫藥公司進藥。在疫情高峰期之前，有的村醫日常儲備了不少藥物。疫情高峰期，醫藥公司沒有時間送藥，村醫要開車去搶藥、運藥，但價格也不會比基本藥物高，有的藥物甚至比政府分配的還要便宜，農民能夠接受。

老人去世，大家平常心對待

疫情期間，農村老人的“超額”死亡率有一定的增加。疫情高峰期，每個村的死亡人數存在較大的差異，上文已經提及。

但從我們的觀察及和村醫、部分老人的交流來看，大家心態總體比較平靜，能夠坦然接受。其中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村民認識到這個病毒其實并不是那么可怕。死亡的基本上都是有基礎病的老人，絕大部分人都是安全的。

這和國家宣傳是一致的。在防疫政策放開以前，村民對新冠感染尚未形成科學的認識，有點恐慌。疫情來了以后，大家發現新冠感染也不過如此。正如一個村民所說：“新冠感染對小孩和年輕人的影響不大，這最好，沒有基礎病的人也死不了，就沒有什么好擔心的。”

我們訪問過很多家庭，小孩子都是恢復最快的，快的一天，慢則兩三天，幾乎沒有打針治療的。當地的中學九年級12月21日就恢復了線下上課（和武漢不同），學生發燒了就回家吃藥休息，好了就來上課，不需要核酸檢測。

另一方面，村民將老人死亡作為自然死亡看待。村醫、農村老人總是提醒我們，“每年冬天最冷的那一個月，都是農村（有基礎病的）老人死亡高峰期，這和病毒沒有關系。”

沒有人清楚，也不關心近期村莊中的老人去世是否因新冠感染導致，老人去世后的儀式和平時也并無不同，白事該怎么辦就怎么辦，大家同樣擠在一起吃酒席。村醫和政府也不專門統計新冠感染死亡人數，如果要確診新冠死亡，特別復雜、麻煩，基層也基本沒有那個能力。

“白事該怎么辦就怎么辦”

即便是老人的親屬，在老人生病的過程中，他們也差不多做好了心理準備。在平時，農村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生病后一般也不進行精心治療，認為“該走了”。新冠感染沒有改變農民日常的醫療行為。在大家的觀念中，生老病死是自然現象，將高齡老人送到醫院治療的意義不大。

有一位80多歲的老人說：“對于80歲以上的老人，如果能夠生活自理，子女都希望他活到100歲，如果不能生活自理，老人自己都討嫌自己。”“這個病對老人是順腿路。”

可以說，農民面對死亡的態度，可能沒一般輿論想象的那么消極，這是疫情沒有產生心理沖擊的觀念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