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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CISS）舉辦“中印關系的前景與挑戰”線上研討會

加勒萬河谷地區沖突如何影響雙邊關系，帶來哪些經驗教訓？

南威哲（印度駐阿爾及利亞、阿富汗、馬來西亞、中國和巴基斯坦前大使）：我作為一個有不少經歷的外交官，可以從1988年12月甘地和鄧小平的會晤說起。

很明顯，鄧小平的主要觀點是，除非中國和印度的增長和繁榮都得到保障，否則21世紀不可能是“亞洲世紀”。鄧小平說，兩國必須合作，共同建設這樣一個“亞洲世紀”。我相信，這位高級領導人是真誠的，他相信兩國之間可以建立信任與合作。

在印度，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現實的策略來處理我們與中國的關系。我們必須考慮三個因素：第一點是如今的印度應該負擔不起和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第二點是我們擔憂我們與中國存在一些重大且持續的信任問題。第三點是，印度不可能成為任何國家的“衛星國”，這絕不可能發生。

從1988年起到今天，中印關系有四個里程碑。第一個是1993年，納拉辛哈·拉奧訪問北京時簽署的《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這使雙方都致力于澄清邊境實際控制線。

第二個是1996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首次訪問印度，我們就建立信任措施達成了協議。他建議巴基斯坦在印巴分歧問題上擱置分歧，與印度走向正常的國與國關系。

第三個里程碑是2005年達成致力于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協定，其中談到了邊境地區的定居人口等。

第四個里程碑是習近平主席的“六點建議”，包括了增進溝通，擴大投資，深化合作，加強在多邊事務上合作，照顧雙方的核心關切。對印度來說，邊境實際控制線的和平與安寧是一個核心問題。

2020年6月發生的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實際上改變了這一切。我們認為對峙是事先計劃好的，我們能感覺到這是中國在給印度教訓。

在印度國內，沖突引發了對中國的憤怒、不信任和潛意識的猜疑。印度要向中國表明，第一，我們在政治、軍事、貿易、經濟、科技等領域都有選擇，應該不加抑制地運用這些籌碼。第二，我們要做好準備，保持與中國人在各個層面的溝通暢通。第三，雖然我們知道兵不厭詐，甚至迷惑性可能是中國戰術的一部分，但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使我們自己的反應和響應可預測、可信和透明。

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吸取什么教訓？其一，我們應該確保邊境實際控制線兩側行動凍結，使之與目前的進程保持一致，并制定可持續、防御性的巡邏協議。第二，我們需要找到印度嚴重依賴中國進口的重要產品的替代供應鏈，以便從長遠來看減少我們的脆弱性。第三，我們還必須準備好突破雙邊限制，尋找與中國合作的機會，促進周邊地區的和平。印度的外交需要多元化，必須依靠多種途徑和多重聯盟，重點放在與大部分國家“求同”，但與任何國家都不完全一致。

周波（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中心研究員、中國論壇特約專家）：讓我直截了當談談我的觀點，我們應該如何根據去年在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來處理危機。

首先，我真的很遺憾。之前雙邊領導人都曾表示，我們已經幾十年沒有向對方開過一槍。邊界爭端在世界上無處不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樹立大國共存的榜樣。

我不同意南威哲大使的說法，即這是中國預先計劃的，這絕對是一起偶然事件。邊界本身沒有劃定，況且這不是第一次出現對峙，這次只是變得更加暴力。我想說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沒有互相開槍。

中印軍長級現地多輪會晤是前所未有的。這為我們兩國從該地區撤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們應該保持這樣的機制。另外邊防部隊也應該維持定期會晤和互訪機制。

從1993年到2013年，中印之間建立了政府和軍隊層面4個信任措施的協定，這比中國同任何其他國家的都要多，而且協議中的措施制定得非常詳細，但并沒有完全得到落實。

2020年6月15日，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發生沖突

海孟德（印度尼赫魯大學中文教授）：或許我想請你們兩位評論一下，今天印中關系或雙邊關系運行的總體框架。框架的總體情況是由三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地方糾紛，二是地區對立，第三是作為殖民地的過往歷史。

周波：中印之間的核心問題是在兩國擱置爭議的同時發展雙邊關系，使兩國間的邊境實際控制線處于可控范圍。

在邊境實控線的做法上，中國的做法和印度的做法幾乎是相反的。印度的方法更傾向于自下而上，先驗證實際控制線，而中國則希望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互諒互讓，相互調整。至少我們可以按照四項協議做很多事情，確保沖突不會再發生。

南威哲：我們應該能夠在理解彼此立場的基礎上，就70年后如何繼續交往達成某種共識。

我們有一個光榮的歷史，幾十年來沒有對射過一顆子彈，我認為這是兩國在所有層面能力的重要表現。邊境實控線走向的核實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我們可以達成一定共識，但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是與邊界問題分開的。解決邊界問題唯一的辦法，首先是通過地方一級，交換雙方地圖的詳細坐標，這是我們避免未來沖突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海孟德：我想起了俄國人的一句話：嘗試在不確定的過去的基礎上解決未來。

周波：我認為，這種對實控線的核查是超越目前雙邊關系氛圍的，基于雙邊立場的巨大差異，在當下是不太可行的。但是，四項協議是非常詳細的協議，實際上可以在協議里面找到更多的填充空間。按照協議，雙方都要避免在實際控制線附近舉行師以上，即15000人以上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我們有這么多空間可供補充調動，應該由易到難，首先找出協議中能有共識執行的部分，不然我們很難找到出路。

中印雙方如何看待對方在南海或印度洋的存在，以及雙方應該建立何種海上信任措施？

馬諾杰·喬希（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印度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印度曾經警惕在印度洋的所有外部行動者，但現在印度的姿態已經改變，因為認識到印度洋地區太重要了，是許多大國的商貿渠道，印度認為自身對其安全與穩定負有特殊責任。

中國是印度洋地區最重要的貿易伙伴，2017年占貨物貿易總額的16.1%。這一占比是從2000年的4.8%上升到現在的16.1%。與此同時，印度洋地區與美國和歐洲等地區之間的貿易額實際上開始下降。

印度和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合作，離不開雙方跨越陸地邊界安全關系框架的努力。南威哲大使指出，就印度而言，有一種范式正在改變發展。印度海軍在印度洋北部有著突出的存在感。從安全角度看，印度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明顯價值。

多年來，印度與該區域國家以及在該地區活動的外部大國建立了重要的網絡。我對印度海軍是否愿意與解放軍合作以確保印度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持懷疑態度。由于陸地邊界問題，中印關系目前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我認為調整中印關系的時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