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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控線局勢持續緊張的背景下，莫迪政府通過禁用應用程序、嚴格的投資規則和突襲中國公司等方式對中國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試圖平衡中印不對等地位。在外交談判中，印度代表不再要求恢復到“2020年4月現狀”。2022年9月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上合組織年度峰會上，莫迪和中國領導人在達拉克危機以來第一次同臺，但雙方沒有舉行會談。

莫迪本人與中國有著長期的聯系。自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殺后他被美國拒絕簽證以來，他就成為中國的常客。每次他從中國回印都承諾增加中國在古吉拉特邦的投資。在2014年大選前的競選活動中，莫迪表達了對中國模式的欽佩，并表示印度應該復制此模式。在2014年巴西金磚國家峰會上與中國領導人首次會面后，莫迪稱：“中印關系日益密切符合兩國利益和歷史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共同書寫歷史，為全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明天。”然而八年后，這一預言變得支離破碎。

由于莫迪政府極端的民族主義宣傳，公眾認知與現實存在極大差距。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最近對7000名印度人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69.3%的受訪者表示印度“肯定”或“可能”會在戰爭中打敗中國和巴基斯坦。擊敗巴基斯坦的數字已攀升至將近90%。由于雙方軍隊在有爭議地區附近增加士兵部署，這些被誤導的觀點進一步增加拉達克現有的沖突風險。公眾錯誤地認為軍事勝利對印度來說已成定局，迫使印度政府為了滿足這種期望在其選擇上一錯再錯。印度政府使用“摩擦點”的委婉說法來描述中國軍隊進入的區域，但正是這種“摩擦”才能點燃更大的火。

2019年8月，在莫迪第二任期初始便取消了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半自治地位，同時將查謨邦和克什米爾地區分為拉達克和查謨克什米爾兩個聯合領土。內政部長阿米特·沙（Amit Shah）在議會中發誓要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完整獻出生命，他表示，該領土包括由中國控制但印度聲稱擁有主權的阿克賽欽。中國對此反應強烈，敦促印度“在邊界問題上謹言慎行，嚴格遵守雙方達成的相關協議，避免采取使邊界問題進一步復雜化的行動”。

莫迪催促外交部長蘇杰生趕到北京安撫中國，但收效甚微。幾天后，在聯合國安理會非正式閉門會議上，中國代表提出抗議，稱印度的行為“挑戰了中國的主權利益，違反了雙邊關于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協議”。

地理空間分析公司HawkEye360主管克里斯·比格斯（Chris Biggers）提供的衛星圖像表明，中國于2019年8月（或此后不久）在邊境附近建設了許多與軍事相關的基礎設施。當年10月，中國領導人訪問金奈附近的馬哈巴利普拉姆，并與莫迪舉行會晤。

金奈會晤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前一年，兩國領導人再武漢舉行第一次非正式會晤，兩人承諾為各自軍隊提供“戰略指導”。這些峰會被視為在 2017年洞朗危機之后，兩國通過領導人外交而重新建立雙邊關系的信號。《中國日報》一篇社論稱：“金奈會晤表明兩國政府珍惜通過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改善雙邊關系的機會”。

在金奈會晤的開幕詞中，莫迪創造了“金奈互聯”的口號，標志著“兩國合作新時代的開始”。《第一郵報》（Firstpost）的一篇社論寫道：“我們正在慢慢進入個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時代。在這個時代，國家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高層領導之間的聯系以更好地互動，而不是通過兩國政府。”

印度公眾不知道的是，至少在一個月前，班公湖的緊張局勢一直在醞釀。班公湖是一個全長135公里風景秀麗的咸水湖，其中三分之二由中國控制。該地區的印度指揮官一直試圖改善他在北岸的陣地，這引起中國軍隊的不滿。該湖及其北岸是一個有爭議的地區，雙方士兵之間經常發生緊張局勢，包括偶爾的摩擦。在沙阿對阿克賽欽發表聲明之后，當地印度指揮官的行為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釋，最終導致事件迅速升級為雙方間的大沖突。沖突結束后，9月，受傷的印度士兵不得不被空運到列城。冬季過后，爭取更好戰術陣地的行動仍在繼續，最終導致2020年5月5日的重大沖突。

2020年初，在靠近喀喇昆侖山口的德普桑平原和軍事重地道拉貝格奧爾迪地區，中國軍隊違反了一項非正式諒解，允許在其稱為瓶頸或Y形路口的地方相互巡邏至一定距離。一支中國巡邏隊違反了這一規定，來到了伯茨附近的中國索賠線。作為報復措施，印度軍隊決定在瓶頸處阻止中國軍隊巡邏。中國軍隊的回應是在同一地點停放一些車輛，并阻止印度進入拉基河和吉文河沿岸的五個巡邏點，包括10號、11號、11號A、12號和13號巡邏點。

這曾是2013年發生對峙的地方，兩周后在拉達克東南部的丘馬爾通過印度人的互惠行動解決這一僵局。當時，雙方同意從爭議地區撤軍。2020年7月，前北方司令部司令帕納克（KT Parnaik）中將告訴《印度快報》：“戰略監視形成的預警系統使我們能夠在實控線做出部署，從而檢查入侵行為，同時我們訴諸于交換條件（Quid Pro Quo，簡稱QPQ），就像我們在2013年德普桑入侵期間所做的那樣。早期反應會產生影響力，這很重要。”但在2020年，印度方面并沒有做出這樣的早期反應。

與這一切無關的是，印度軍隊決定改善進入14號巡邏點的通道，在什約克河（Shyok）外的一條小溪上建造一座60米的貝利橋，這樣它的巡邏隊也可以像中國軍隊一樣乘車輛出行。這是為了將到達巡邏點的時間縮短為幾個小時。在6月的加勒萬沖突之后，中國中央電視臺播放視頻顯示初夏印度陸軍偵察隊試圖找到該地區的最佳路線。

這一企圖遭到中國的反對，并成為雙方之間的主要沖突點。緊張局勢迅速升級，據報道，一架載有當地軍事指揮官的印度直升機在空中被中國軍隊追捕和騷擾。參與拉達克危機的高級軍事指揮官告訴我，這些都是分散的戰術事件，但中國人選擇將這些事件聯系起來，認為其均為印度大計劃的其中一部分。這位高級軍事指揮官在過去15年里曾多次在該地區擔任不同級別的職務，他承認，拉達克的印度軍方領導層應該能夠預見中國的評估及其可能作出的反應。

印度的監視和情報設施甚至未能提供警告，中國軍隊就將兩個師從附近的演習區轉移到拉達克的實控線，并控制了印度原來聲稱控制和巡邏的地區。中國在班公北岸的四指和五指附近繪制了一張巨大的中國地圖、中國國旗和一個普通話標語，這些標識在衛星圖像中清晰可見。此時，印度軍隊無法在德普桑、班公、戈格拉、溫泉和巴里加斯地區巡邏。沖突后同時在加勒萬河谷設立了一個禁區。印度還部署了軍隊，并于秋天在該地區增加了近五萬名士兵。

中國軍隊在班公河北岸的四指和五指的地區附近繪制了一張巨大的中國地圖、中國國旗和一個普通話標語，在衛星圖像中清晰可見。（圖源：谷歌地球）

在印度，中國問題的決策權在于中國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這是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非正式小組，早期由外交大臣領導，但在過去幾年中，由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Ajit Doval）召集會議并管理。自2003年以來，國家安全顧問還擔任印度與中國進行邊界談判的特別代表。媒體報道援引官員觀點，中國研究小組“擁有就中國事務做出決定所需的全部人員”，并且管理實控線是“該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中國研究小組不是一個正式機構，其審議和決議既不用在議會討論，也不用在任何議會委員會討論。一位參加過中國研究小組會議的官員告訴我，該組織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拉達克危機的高峰期，有時印度外長蘇杰生、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以及國防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也會參與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