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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蘇珊·艾麗斯·沃特金斯】

我們要如何思考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務》夏季刊上撰文，粗略勾畫了這場曠日持久危機的未來，并指出這次疫情在暴露民粹主義者外強中干的特性的同時，彰顯了專業人士和專業知識的優勢。

博索納羅現在已經陷入困境，特朗普也沒能領導美國。相比之下，默克爾的表現則相當出色。福山隨后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新冠疫情可能會“戳破民粹主義的泡沫”，因為“糟糕的現實和民粹主義者息息相關。”

該論調隨即被《金融時報》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引用，他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題為《新冠病毒能殺死民粹主義》的文章。拉赫曼在文中表示，特朗普和博索納羅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們在面對嚴峻現實時無能為力，而默克爾處理危機的表現則極為出色。總而言之一句話，“自由主義者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來。”

伊沙恩·塔魯爾（Ishaan Tharoor）也在《華盛頓郵報》上發文附和，“極好的反民粹主義者”默克爾已經是政壇女杰，而特朗普和博索納羅治下的國家則遭受著西半球最嚴重的疫情侵襲。“伴隨著確診數的急速上升，他們的總統支持率也如自由落體般下降。”

聰明的專家不會妄下定論，無一例外。從全球的視野來觀察這次疫情，他們的說法真的站得住腳嗎？實證結果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關于新冠疫情的數據通常不可靠，因而缺乏可比性。確診總數僅能凸顯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中數字上最大的那個。

衡量疫情影響更有意義的指標應該是平均死亡人數。以這個數據來看，美國和巴西絕不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由中右翼執政的秘魯因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就高于美國和巴西，每百萬人里有1028例死亡，這個數據也為全球最高。接下來是自由派領導的比利時（884）和玻利維亞（721）。后者的臨時總統是右翼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黨的阿涅斯（á?ez）。

這三個國家的每百萬人死亡率均高于博索納羅所執政的巴西（707）。而右翼富豪皮涅拉（Pi?era）領導下的智利（698）、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執政的西班牙（696）和中左翼總統莫雷諾（Lenín Moreno）治下的厄瓜多爾（687）所面臨的疫情挑戰都比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645）和保守黨掌權的英國（638）更為嚴峻。

單就概念而言，“民粹主義者把事情搞砸”這個說法不管從意識形態立場、流行病學能力評價還是（希望的）選舉結果上，都淡化了新冠疫情所產生的不同層面的深刻復雜的影響。該病毒肆虐的背景是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環境，國與國間等級分明的世界秩序以及各國間醫療、行政和社會資源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尤其某些國家的基礎健康體系是依靠著幾代人的積累建立起來。

秉承自黑格爾時代所傳習的悠久歷史傳統，福山下結論時至少考慮到了這方面的因素。談到有關政治和疫情的問題時，從黑格爾、馬克思、葛蘭西再到年鑒學派（Annales）及他們的后繼者，該傳統的激進派已經提供了一套經過經驗的非常成熟的理論工具。因而我們能自由運用“事件”（event）、情勢（conjuncture）和長時段（longue durée）（結構）這些概念。

它們幫我們更好地思考疫情涉及到的外在“事件”（event）、因疫情引發的國內和國際間的政治情勢（conjuncture）變化和深層次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競爭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等問題。情勢的特性和正起作用的外力將決定事件所造成的反響，同時事件本身所帶來的的沖擊以及相應的應對措施也可能會阻止、延緩、改變抑或放大并加速現有的趨勢。

較之福山“混亂或自由主義成功”的二元結論，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就新冠疫情后的政治影響提供更詳實的觀點。若我們要從歷史角度思考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必須要回顧這次疫情中的幾個時間節點。

今年二三月時，像中國、意大利和伊朗這些率先遭受新冠病毒沖擊的國家對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還非常匱乏。可到了今年八九月份，世界對病毒的了解更加深入。可是由疫情引發的政治連鎖反應將不僅止于2021年，還會在未來延續更長的時間，而我們對由此帶來的迫在眉睫的世界債務危機目前還只有粗淺的了解。因而嚴格來說，下文中提到的內容只是鑒于寫作當時的情況，是歷史潮流中我們留下的臨時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