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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于戰國末期，并對秦始皇帝駕馭統一戰爭產生重大影響的《尉繚子》，更對國家掌控戰爭的戰略意識，提出了四重境界與四大原則。四重境界是：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這就是說，戰爭勝負的根本，是由國家總體治國狀況決定的，而不是單純由軍事決定的。

《尉繚子》提出的四大原則是：

其一，“富國先于強兵”的原則。《尉繚子》對這一原則的論述是：“治軍以富國為先，國不富而軍不威；富治者，民不發軔，兵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是故，兵勝于朝廷。”這是說，強軍以富國為條件。富國，則是國家戰略才能達到的目標。所以，軍事的強大與戰爭的勝利，根本上取決于國家政策方向，取決于朝廷最高戰略，而不僅僅取決于軍隊。

其二， “勵士厚民”的原則。《尉繚子》對這一原則的論述是：“民為戰威之本，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盛則斗，氣奪則走；是故，勵士厚民為強軍之本。”也就是說，激勵將士，厚待人民，是軍隊強大的根本。

其三，“法為治軍之本”的原則。《尉繚子》對這一原則的論述是：“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修我號令，明我刑賞，而天下無敵矣！”這是統率治理軍隊的法治原則。

其四，“不賴外援，量力而戰”的原則。《尉繚子》的這一原則，是專門針對以國家利益換取戰爭援助的依賴心理提出的嚴厲批評。他說：“今國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為十萬，實則數萬，且不作頭陣先戰，終不力戰；如此，天下諸國助我，何能昭吾士氣哉！是故，國必量力而戰，不賴外援。”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戰勝強敵的膽略，也是戰爭實踐中最為關鍵的戰略思想：不是拒絕外援，而是不能將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顯然，這些兵家原則都是涉及戰爭勝負的根本問題。但是，它們都不是尋常的軍事家與軍事著作考慮的問題。在整個人類冷兵器時代，只有中國的古典軍事家具有如此廣闊的視野，有從最基礎意義上審視戰爭與軍事問題的思維方式。

正是這一高遠的視野，正是這一深刻而獨到的思維方式，使那個時代的中國軍事著作，在人類文明歷史的天宇里放射著永恒的光芒！

那么，前三千年對外戰爭的實踐把握，又是什么樣的呢？

由于生存地域的廣闊，從黃帝、炎帝時代起，東方大陸族群就與眾多文明差異族群處于共生狀態。從大禹治水之后進入國家時代，我們的族群就以國家的形式進入了與周邊族群的沖突與競爭之中。從夏王國開始，我們對周邊族群入侵的反擊，就是適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啟南征苗部落，戰勝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沒有堅持斬草除根。應該說，這是最早時期的強力反彈，有限擴張了。此后，殷商末期的東夷族群又多方侵襲中原腹地，殷紂王對東夷發起了大規模反擊，勝利之后同樣是訂立盟約，撤退軍隊，也并沒有無限度地占領殺戮。應該說，這是第二次強力反彈，有限擴張。

后來，就是發生在春秋中期的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的大反擊。

山東淄博原山森林公園內的齊桓公銅像

再后來，就是從戰國初期到秦帝國時期對匈奴與諸胡勢力的大規模反擊。

從總體實踐上說，強力反彈，有限擴張，是中國民族在前三千年錘煉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種對付外敵的超級智慧，一種永恒的歷史經驗。

（3）第三基本經驗：在文明沖突中自覺保持強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歷史證明，決定一個民族文明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特定文明在諸多文明競爭與沖突中的包容性。具體地說，該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親和力？語言文字是否簡潔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傳播？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多元特點？對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閑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系準則、婚姻與兩性關系的傳統、家庭與家族的形成傳統，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面綜合形成的文明形態，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與強大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文明的種種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這是文明競爭與沖突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地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

中國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軟形式的文明沖突，大約有四種情況：

其一，外來族群入侵而被驅趕后，其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態；

其二，自愿歸化的外來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態，聚居于華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來中流入的外來族群的文明形態；

其四，與周邊族群的各種往來中所產生的文明差異與沖突。

以上四種文明交叉情況，在包括秦帝國時代在內的前三千年里，是最為普遍的現象。其發生的概率，遠遠高于后世任何時期。華夏文明所以能從中國腹地開始，一步步如同滾雪球般不斷融合周邊族群而壯大，其間，極為重要的原因，絕不是戰爭的結果，而是華夏文明的包容力與親和力。可以說，今天我們只能從史書中知道名字的那些遠古周邊族群，截至戰國末期，絕大部分都融進了華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復的極大穩定性。

這一歷史現象的形成，就是一個民族消解文明差異與文明沖突的能力。

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歷代國家政權所自覺秉持的文明消解戰略。

這一戰略，大體上有三個基本方面。

首先，對具有文明差異而又愿意依附于華夏文明的周邊弱小族群，能夠自覺建立并維護一種相對穩定的盟約關系，不堅持占領式的吞并。長期奉行和平盟約的結果，使諸多弱小族群在事實上越來越深地融入了華夏文明。戰國時代的楚國對嶺南族群的關系，可算是這一關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對外來族群入侵所遺留的殘余人口，采取了自覺的不歧視政策。這在秦國對戎狄人口，趙、燕、齊三國對諸胡人口與匈奴人口，楚國對諸多苗族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實際體現。秦帝國建立之后，更是對境內所有文明差異族群一體化對待，一體化地視為“黔首”。

再次，對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態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視的態度，而后準許其自由發展。這一點，在秦帝國建立之后對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驗證。據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傳》考證，最早的一批佛教徒進入中國后，始皇帝許其按照他們的方式自由行走，聽其自然發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國文明當然也有擴張。但是，這種擴張總是限制在奪取敵方進攻根據地的范圍內。更重要的是，對擴張土地內的原住民族，歷代國策遠遠比同時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與后世歐洲移民對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相比，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的文明歷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經奠定了與異質文明的共生意識，又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文明共生經驗。在世界大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的崛起像中國民族這樣，在久遠的時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義性與生存的正義性。中國民族沒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債，沒有種族滅絕與資本掠奪的歷史大血債。中國在數千年之間的生存發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奮與智慧，堅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發展。

一個民族，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這種高貴的文明生存法則，這是無法掩蓋的不朽的歷史光芒。

（4）第四基本經驗：強烈自覺的統一精神，霸氣充盈的反分裂實踐

自黃帝、炎帝開始，我們民族的歷史就是不斷走向更高階段統一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