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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由復仇者有意施加，往往有——盡管并不必須有——細密的算計和安排。如果一個人無意中殺死了他的仇人，且不知曉，這至少不能算是一個完美的或典型的復仇；人們更多會視其為“報應”，老天使然，“你撞在我槍口上了”。一個理想型的復仇，必須——在不少戲劇和電影中都有這樣的表現——“要讓你（或讓我）死個明白”。這就意味著，盡管有時間間隔，復仇仍然必須是對被復仇者先前——至少在復仇者看來是——傷害行為的回應。這實際有兩方面的寓意，一，至少原初的復仇不是出于道德或正義，盡管有可能符合流行的道德或正義觀（在我看來，更可能是，道德或正義不過是對這種人類復仇本能的觀念性的或意識形態的追認），而是出于個人的好惡（后面的分析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二是復仇必須具有回應性和對稱性（行動的對稱，而不必定是嚴厲程度的對稱）。否則，這個行動就不再是復仇，而會被視為一個新的侵犯。復仇的這兩個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都成為后來社會認可的道德和法律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或原則（校正正義、司法公平、公平交易等）。

這些分析已足以說明，復仇不單純是生物因素在起作用，并非獸性發作時的野蠻行為（說其野蠻更多是一種修辭，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而是有、甚至主要是人文因素（理性）在起作用。因為，基于個體生物本能的沖動一般僅僅發生在當下；即使人有記憶，時間也會侵蝕它，報復激情總會隨著時光流淌而逐步減弱，直至完全消失。

因此，有些傷害，甚至有些在當時看來無法容忍的傷害，隨著時光流逝，侵犯者與傷害者也會“相逢一笑泯恩仇”。典型的如，當了統帥的韓信沒有因當年的“胯下之辱”而復仇。而當出現“父仇子報”或是類似《趙氏孤兒》中程嬰的復仇，由于個體所受的傷害無法直接通過身體傳遞給他人，因具體傷害而激發的具體個人的復仇心理和激情也不可能遺傳，能夠遺傳的僅僅是人類一般的報復本能，因此，就顯然更多是“文化”在起作用。如果沒有程嬰痛訴趙氏孤兒的家史，激發趙氏孤兒的報復本能，我們很難想象趙氏孤兒復仇。事實上，如果沒有程嬰的講述，趙氏孤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世。

同樣表現了復仇中有文化因素起作用的是，趙氏孤兒對屠岸賈家族的斬盡殺絕。這顯然不能完全用報復本能這種生物因素來解說清楚，因為他消滅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曾傷害他或他的親人。這種殘酷勢必因為文化因素的參與。

從報復到復仇，文明的發展

上面的最后這句話應當限定。文化因素的參與并不僅僅指，在趙氏孤兒的復仇中，程嬰痛訴家史；而且還指，甚至主要是指，在任何缺乏有效公權力防止和制裁侵犯行為的社會中，復仇具有一種特定的功能，滿足了這些社會的需要。換言之，復仇對于這種社會中秩序之維護，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復仇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復仇——我假定社會安全和秩序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公共物品——對社會廣義的文明發展也具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事實上，即使是純生物本能驅動的報復也起到了這種社會的功能。正是因為有這種功能，報復本能才得以通過適者生存在生物競爭中存留下來。我就首先從復仇報復的這種社會功能談起。

“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自然從來不是道德的，或者說，是與道德無關的。從生物學上看，任何物種內部，個體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總會進行競爭。競爭不必定意味著同類廝殺，但為了爭奪生存空間和物品，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各種侵犯或想象的侵犯不可避免。由于食物對于個體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由于配偶對于生物遺傳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生物，包括人類——尤其是雄性（當然，在原始時代，這也許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基于本能都會為保護自己的食品或配偶而對侵略者實行自衛或報復，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和生命基因有可能延續下去。

各種生物的這種基于本能的反抗和抗爭，因此，已經具有了超越個體生存的意義，有“社會的”意義。它抵抗了生物的滅絕，保持了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為此后包括人類在內的各種生物的進化發展創造了一種潛在的可能。

這還僅僅是報復之社會功能的開始，而不是終結。一旦所有存留下來的個體都具備了這種報復的本能，至少在人類這個生物種群中，實際上就創造了一種和平的可能性。出于畏懼報復和報復帶來的痛苦、受傷和/或死亡，因此，只要有其他可能（機會成本），任何個人就不大敢，或至少會大大減少，侵犯他人。由此可能獲得局部的或暫時的和平，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生存環境。

由于報復提高了通過侵犯獲得生活必須品或配偶的成本（死亡或受傷；而在原始的生活條件下，受傷也往往意味著死亡），這也就迫使個人必須選擇其他風險較低也就是成本較低的方式來獲得食物或財產或配偶；這就意味著人們必須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努力尋求和平發展和相互競爭。因此，盡管報復本身是野蠻的、是生物性的，但正是有了這種野蠻作為支撐，人們才可能實現一種博奕論意義上的合作（互不侵犯），迫使人們通過增大蛋糕的方式而不是用不斷再分配蛋糕的方式生活下去。

人類因此可能進入“文明”。這里的文明不僅僅指和平，而是包括了人們競爭性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創造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和平和文明說到底是以暴力支撐的，并始終同暴力相伴才得以衍生、存在和發展。

隨著人類理智和文化進一步發展，只要有侵犯行為，從報復本能甚至必然會衍生出復仇，即一種事先預計好的、遲滯發生但往往更有成功把握的報復。特別是考慮到下面這一點時，這種衍生就更可能、也更有必要發生，即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前面討論時暗中假定的那種理想型的、無差別的個體。現實中個體在年齡、性別、體力和智力上都有很大差別。一個未成年的孩子面對他人的侵犯，同樣會有生物性報復本能，但如果對手身強力壯，他的反抗有時就幾乎毫無用處。在這種情況下，出于生物本能，他的第一選擇更可能是求生，是逃避，是放棄自己可能是辛辛苦苦獲得的那一點食物。

若僅這一次不抵抗，倒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問題是，這個孩子不能總是采取這種不抵抗政策，那必定引發更多的侵犯。強壯的中年男子下一次還會率由舊章，甚至會得寸進尺；其他不那么強壯的男子，乃至任何其他人都會因為他好欺而侵犯他；最終結果是他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生存和安全，就必須有報復，而且因為自己弱，還必須有效報復。

為此，一些個體會忍受暫時的掠奪和屈辱，“曲蠖之曲，以求伸也”，作好充分的準備，等待時機成熟，再進行報復。算計、理智由此引入到報復中來了，出現了有意推遲發生的報復——復仇。在這個意義上，復仇是一種由理智精加工出來的產品。如果不是把文化等同于詩書風雅，而是把文化視為人們為保證自己生存或更好生存的一種精神活動產品，我們完全可以說，復仇本身就是一種文化。

理智的介入，文化的發展，并不一定使報復變得文明，相反，有可能變得更為慘烈，更為殘酷。有效報復不僅意味著要趕走對手，而且常常意味著，甚至必須，消滅對方反報復的能力。換言之，這個孩子必須對該壯年男子予以一次性的致命打擊，不給對方以任何還手或喘息的機會，不讓對手有“尺蠖之曲”的可能。

對于人類這個物種來說，這種“知識”是經歷了無數次慘烈教訓才逐漸獲得的，同樣經歷了適者生存的生物性選擇，即凡具有這種本能和潛能，或能更早理解這一點的，或更“狡猾”的，報復更殘酷的人往往更可能存活下來，他們會通過文化的方式將這種經驗或通過生物基因使這種本能傳給了后代。對于個體而言，若這一點是后天獲得的，這種選擇也就一定有理智的參與。

但是，從另一視角看，也正因為從本能的報復發展出了復仇，人們之間發生激烈沖突的頻率也有可能降低。理由如同前面的分析是一樣的：畏懼報復，特別是畏懼因文化發展而出現的復仇。因為當有理智參與報復時，體力就不再是報復能否成功的唯一甚至主要因素了，精心策劃好的弱者打敗漫不經心的強者的可能性反倒增大了。

在這種復仇的威脅下，即使強者也必須理智起來，必須小心謹慎，注重自我約束，努力克制自己的沖動，盡量不侵犯他人（否則就意味著自己的死亡）或注意“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人因此至少在許多時候會變得“禮貌”、文明起來了。

一旦理智變成生存競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得以開發，人同樣會在這一方面努力展開競爭性開發，并必然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副產品：為獲取異性的歡心，也許不再以刀槍相見，完全可以是生產競賽，或是歌詠比賽，或是賽馬比賽。在這個意義上，并僅僅在這個意義上，理智和理性才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褒義的文明的推動力。但是，即時如此，我們也不能忘記，這種文明實際上還是以報復為支撐的；沒有報復和復仇的威懾，就沒有這種行為的文明和文明的發展，其中包括藝術的發展。

殘酷性的升級，群體問題

上面的分析其實還是簡化了，必須增加適當的變量，我們才能看清復仇，特別是諸如趙氏孤兒這樣的大規模復仇。被簡約的一個因素是群體——上面的分析把人類活動全都看成是個體的活動。

現實的人都是而且必須在一個或大或小的群體中生活。一個人的成長，必須有父母或至少是有母親或其他人的多年照看，此后才可能獨自生活；個體——無論男女——要繁衍和養育后代，也必然會逐漸形成一個小的群體。人從來不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尤其在古代，基本都是在一個個分享基因的親屬群體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領養的情況除外。但在古代社會交通不便的條件下，領養，若有也極少）。

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基因，據社會生物學家研究，人們同樣會因適者生存的原因下意識地發展起有限的利他主義——包容性利他主義和互惠性利他主義。一個個體不但會保護自己，而且會保護那些分享自己基因（例如，父母親保護孩子，兄弟姐妹互助）和協助傳播基因（例如，男子保護妻子）以及其他基因血緣關系比較親近的人。基因分享或血緣關系可以說是初民結為群體的主要的，盡管并不是唯一的，基石。由于群體的存在，群體內部也會有進一步的社會分工，這也會促進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