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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建光、張明明、張曉晨】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響之深超出預期，中國經濟增速從6%左右的正增長迅速跌落至-6.8%。雖然當前國內疫情得到階段性控制，但常態化防疫工作持續意味著國內經濟活動短期內很難恢復到疫情之前，特別是航空、旅行、餐飲、娛樂等服務業消費負面沖擊將持續較長時間。與此同時，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劇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壓力和產業鏈受阻的風險。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成為重中之重。為做到“六保”，大規模的經濟支持計劃必不可少，然而，對待刺激政策，國內總有一些恐懼，認為這是“四萬億”卷土重來。當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經濟刺激計劃，近年來一直由于其廣泛的后遺癥，如房地產泡沫積聚、地方政府債務攀升、銀行壞賬風險加大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飽受抨擊。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發表《為當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正名，現在必須大膽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一文，筆者深以為意。實際上，早在2013年8月20日筆者便撰文《反思“四萬億”恐懼癥》，談及雖然反觀“四萬億”經濟刺激，確實后遺癥較多，但“四萬億”的教訓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等。

筆者一直認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據宏觀經濟周期形勢變化而定，坐視硬著陸而不采取政策是對“四萬億”矯枉過正的表現。實際上，當年逆周期調控政策的果斷出手，才使得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體能，也為金融危機后，中國抓住數字科技等多領域彎道超車的機會，增強全球競爭力，提升國際話語權奠定了基礎。

后疫情時代，危機救助政策不應被“四萬億”恐懼束縛手腳，反而應該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發3萬億抗疫特別國債，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加強對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的定點幫扶，降低企業稅費、完善公積金制度，支持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發力新基建，加大對5G、冷鏈物流、農村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投資等等，防范大規模失業和經濟失速。

反思“四萬億”恐懼癥

一直以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由于其廣泛的后遺癥而飽受批評。但是，在筆者看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需要首先明確，即是“四萬億”逆周期宏觀政策的邏輯錯誤，還是經濟體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執行機制中存在某種弊端？顯然，這二者本質不同，應對方式也大相徑庭，一旦混淆不利于總結經驗，反而容易矯枉過正。

不妨回顧“四萬億”推出之時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急轉直下，從年初的超過兩位數增長迅速回落至負增長。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轉為兩位數負增長，且工業生產大幅下滑，發電量零增長，大量中小出口企業關閉，沿海地區失業潮出現等等。

當時中國經濟已經可以稱之為硬著陸，危急之時，“四萬億”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業與經濟衰退，方向是正確的。“四萬億”的教訓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經濟結構自身及決策的問題，更值得反思。筆者歸納，有如下幾點：

第一，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包括資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獲得支持，便有花錢欲望，所謂“不花白不花”的現象就反映了對資金運用缺乏約束機制的事實，所以號稱“四萬億”的經濟刺激最終超過10萬億。而項目方面，“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體系一貫存在，地方官員為追求一時的高GDP，可以不顧一切上項目，全然忽略了對項目的盈利性與風險性的考慮。

第二，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當時銀行承擔了準財政功能是導致其后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報道稱，2010年10.7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中，有80%來自銀行貸款。試問為何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下滑階段、缺少優質項目之時會取代大量財政功能，天量放貸？恐怕與當時政府給予的支持實體項目壓力密切相關。

第三，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場退出機制以及存在隱形的政府擔保，國有企業歷來被視為優勢企業，其項目被視為無風險項目，而也是銀行忽視風險管理以及日后產能過剩企業能夠大量存在的關鍵。實際上，當前大部分產能過剩企業都以國有企業為主，至今沒有一例兼并重組案例，更無法談及破產機制。

第四，產業政策存在不少弊端。當時的“四萬億”是配合十大產業的振興計劃以及大力發展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推出的。而現在來看，曾經支持力度較大的行業，如鋼鐵、造船、光伏這位列其中的產業由于進入過度，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

“四萬億”后，中國經濟彎道超車

在筆者看來，“四萬億”刺激政策本身無可非議，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是癥結。更進一步，筆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機十周年的三點反思》中就金融危機是否削弱中國競爭力、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問題做過更為詳細討論。

根據筆者觀察，正是得益于當時逆周期調控政策的果斷出手，才讓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體能，其后中國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機后彎道超車的機會，獲得多領域全球競爭力大大增強，國際話語權也有明顯提升。

這主要體現在，雖然“四萬億”，中國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當巨大，相比于短期較低的收益，高鐵、機場、物流等基建投資的長期紅利如今正在逐步顯現。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從危機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國出口份額占比從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進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上最重要的一環。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相對高速增長，也帶動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發了中國居民的消費潛力。從零售市場來看，2006年中國的市場份額僅有1萬億美元左右，是美國市場份額的四分之一，而當前中國的零售市場突破40萬億，接近美國市場份額。

2019年，中國零售總額已經基本與美國持平 圖：阿里研究院

數字經濟、金融科技、移動支付等領域的發展更是全球領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數字公司全部都來自美國和中國。應對此次新冠疫情，中國數字經濟更是在強化社會公共安全保障、完善醫療救治體系、健全物資保障體系、助力社會生產有序恢復等領域發揮了突出作用。

如大數據分析支撐服務疫情態勢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對流動人員的疫情監測、精準施策；5G應用加快落地，5G+紅外測溫、5G+送貨機器人、5G+清潔機器人等已活躍在疫情防控的各個場景；人工智能技術幫助醫療機構提高診療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消費習慣，云辦公、云課堂、云視頻、云商貿、云簽約、云醫療、云游戲等新消費需求將釋放巨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