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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亨廷頓忠告”：“誤判”中國的意識形態根源

從1948年美國討論“為什么失去中國”到 2018年美國討論“為什么誤判中國”，假如我們把這看作是美國在歷史關鍵時期對華政策的重大失誤，那就有必要檢討為什么美國對華政策會重復發生如此巨大戰略失誤？

這無疑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理論問題。就本文關心的問題而言，我們會發現這兩次不同時代、不同形式的對華政策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根源。一方面美國政府始終堅信經濟市場化和文化自由化必然推動政治民主化，建立多黨競爭的自由民主政體；另一方面他們堅信一個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個親美政府。而這兩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不同主題之所以能夠有機結合在一起，就在于堅信一種獨特的“歷史終結論”，即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最終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體，而美國就是這種自由民主政體的典范，美國就代表人類未來必然要實現的生活方式。這種理論典型地體現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中。（8）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美國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親美政府，就會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全盤西化或美國化；同樣，中國自由派為了推進中國走出“歷史三峽”的政治民主化事業，就會毫不猶豫地親美媚美。他們的政治目的不盡相同，但都遵循同樣的意識形態邏輯。正因為如此，只有從理論上檢討這兩個被美國和中國的自由派奉為圭臬的“歷史終結論”，才能理解美國為什么會“誤判中國”并最終“失去中國”。事實上，福山的導師、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對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這兩個命題進行了全面、徹底的反思，這無疑是現實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者的忠告。

（一）后發達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導師不在華盛頓

在早期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國二戰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推行民主化運動所帶來的秩序解體，由此導致了沖突、混亂、屠殺、暴亂、割據、戰爭以及革命等。基于對這些歷史經驗的反思，亨廷頓在政治學理論上提出要區分“現代性”（modernity）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歐洲歷史經驗中所體現出來的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之后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場經濟、自由法治、憲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從傳統社會的權威解體到建立新的社會權威的具體歷史過程。如果說前者屬于規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歷史的分析。在這個具體的歷史進程中，有的國家成功了，有的國家失敗了，即使在現代性的發源地歐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穩定往往被看作是失敗的例子。

正是基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亨廷頓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論中將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識形態教條，從而主張政治的首要問題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對人是狼”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被亨廷頓稱之為“政治衰敗”。因此，在亨廷頓看來，政治的首要問題不是政體問題，而是權威問題，就是如何建立穩定的政治權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敗。而這個理論無疑是亨廷頓與福山的“歷史終結”理論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種規范理論，而且將政治的根本問題集中在政體問題上。直到后來福山才面對現實修正其理論，關注國家的治理能力。（9）

因此，作為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伴隨著市場經濟摧毀了傳統經濟，導致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毀了傳統的信仰、道德和社會生活規范。然而在傳統權威隨之解體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產的權威，那政治民主化就會遭遇最大的危險：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政治衰敗之中。二戰后美國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這種政治衰敗。

正是從如何克服政治衰敗這個問題入手，亨廷頓考察了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不同途徑。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進程中遭遇到政治衰敗，最后是通過建立“軍人政府”恢復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國，是通過共產黨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帶來的幾十年的混亂和內戰，恢復了政治秩序。正是基于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即使在“冷戰”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亨廷頓依然高度贊成了蘇聯和中國通過共產黨一黨執政來克服政治衰敗，實現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認為“第三世界”能夠有效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導師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華盛頓的模式帶來的是政治衰敗，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亨廷頓明確反對意識形態化的激進民主化主張，而主張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效壓制民主意識形態化產生的過高預期，并建立更多能夠讓公眾參與的民主制度渠道，從而鞏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權威。（10）

（二）美國推動全球化必然催生世界各地的反美政府

亨廷頓的理論實際上不僅回答了為什么美國在 1948年失去中國，而且回答了為什么美國在2018年誤判中國。辛亥革命這種激進的民主化運動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權威，而未能有效建立現代民主的權威，民國政府始終處在混亂、割據、內戰的政治衰敗之中。直到中國共產黨訴諸更為激進的社會動員手段，才結束了政治衰敗，重新樹立了現代的政治權威，即取代傳統皇帝權威的現代人民主權權威。

然而，二戰后美國在全球推動的民主化運動，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依附于美國的世界，也就是建立起一個依靠口岸城市的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支配內地農村的半殖民地政府，而這樣的政府必然由于內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敗的種子。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積極推動經濟市場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往往會導致政治衰敗，而美國積極策動政治民主化就成為推動這些國家陷入政治衰敗的罪魁禍首，以至于這些國家為了克服政治衰敗，必然建立起更強有力的政治體制，而這樣的政府必然帶有“反美”的政治自主意識。

“后冷戰”以來的歷史同樣證明了亨廷頓的洞見。蘇聯解體既是美國推動“和平演變”的成功案例，但也同時是政治民主化引發政治衰敗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導致國家解體，“休克療法”的激進市場化改革導致經濟崩潰，國民財富被西方一夜洗劫，曾經讓美國畏懼的世界強國變成了衰敗國家。因此，如果俄羅斯要走出政治衰敗，重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那這個政府不可能是親美政府，而必然是反美的政府。因此，普京的崛起與俄羅斯的反美之間有著內在關聯，親美必然帶來政治衰敗，而要走出政治衰敗必然要反美。

1980年代中國也是自由化思考泛濫的時代，然而恰恰是中國政府及時遏止了自由派在美國支持下發起的“顏色革命”，中國才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下，保持政治權威和政治穩定，并由此加速了市場經濟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激進民主化進程導致國家解體和經濟崩潰的政治衰敗就像一面鏡子，讓中國更進一步看清楚民主化進程中的政治衰敗陷阱，看清楚美國在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的真面目。此后，美國雖然不斷加大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力度，但是中國政府始終對美國及其支持的中國自由派以“政治體制改革”之名推動“和平演變”的戰略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并將這條政治民主化道路稱為“改旗易幟的邪路”。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美國之所以誤判中國，或者中國經濟改革并沒有走向美國設定的和平演變道路，恰恰在于中國的政治家們自覺地聽從了“亨廷頓忠告”。這與其說是由于他們閱讀亨廷頓的著作，不如說是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歷史經驗和蘇聯解體的政治現實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對政治家而言，歷史和現實才是鮮活的政治教科書。

當然，我們不能說二戰后美國在全球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戰略的目的就是要搞政治衰敗。事實上，政治衰敗的政府，哪怕是親美政府，也并不利于美國建立世界帝國的全球戰略，因為這個衰敗政府往往需要美國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支持，甚至將美國拖向災難的邊緣。比如美國為了支持李承晚政府不得不投入到朝鮮戰爭中，為了支持吳庭艷政府卻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需要的是具有穩定的治理能力但卻親美的政府，這種親美不是依靠美國的扶持，而是對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念的認同。二戰后的歐洲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美國的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就是不遺余力地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體。

然而，美國忽略的是，一旦將民主政治與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捆綁在一起，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都會面臨一個艱難的文化政治選擇：究竟是選擇認同美國文化，還是選擇認同本土文化？毫無疑問，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都在推動這些國家認同美國文化，然而，當這些民主化國家走出政治衰敗，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之后，必然激發其民族自豪感，從而更加傾向于認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國文化。今天土耳其政府逐漸背離凱末爾奠定的改革路線，重返伊斯蘭道路，無疑與美國在中東推動的“顏色革命”有關。

事實上，在《文明的沖突》中，亨廷頓就進一步揭示出美國在全球推廣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悖論。在他看來，在美國推行民主化的進程中，受美國影響的第一代人往往是親美的，從而認同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然而，隨著這些國家采納了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國家越是發展就越容易激發起民族自豪感，這些國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走向本土化，甚至從親美走向反美。（11）事實上，以 2008年“奧運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為代表，在意識形態上推動中國崛起并挑戰美國霸權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國青年。因此，在亨廷頓看來，“冷戰”結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國生活方式一統江湖的“歷史終結”，而是走向即將到來的“文明沖突”。在他看來，除了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就是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教文明的沖突。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精英階層都認同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要么是歐美的資本主義文化，要么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文化。然而，隨著中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推動的國家崛起，中國人在文化上逐漸告別了“全盤西化”的思路，不再執著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歧，而是積極推進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回到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中，由此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越來越強。這不僅體現在民間“國學熱”中，而且在中國精英階層中文化保守主義強勁崛起。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更是強調復興中國文化傳統，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十九大又增加了一個關鍵的“文化自信”。如果說前三個自信表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不同，那么最后一個“文化自信”強調的是中國文明傳統復興。

由此，中美貿易戰之前特朗普訪問北京的時候，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在故宮中暢談的是中國五千年從未中斷的文明歷史。這就意味著中國可以接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等等這些來源于西方歷史傳統的觀念，但中國決不可能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更不會復制美國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國歷史所形成的文明傳統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也是中國政府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意義。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只有在文化歷史傳統上、政治發展道路上、意識形態觀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讓中美關系步入正軌，建構新型大國關系。

由此，在“后冷戰”的歷史中，任何強有力的國家或者試圖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國家，必然是公開地或者潛在地“對美國說不”的國家，俄羅斯如此，中國如此，伊朗如此，土耳其如此，朝鮮如此，曾經的伊拉克和利比亞也如此，甚至默克爾的德國和馬克龍的法國也如此。這與其說是由于世界進入“強人政府”時代，不如說是由于世界其實進入了“后美國時代”。（12）這與其說是這些政治強人個人的政治選擇，不如說是全球政治歷史的內在邏輯的產物，即“深度全球化”推動全人類形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必須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反對美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傳統上建構世界帝國成為全人類共同的使命。因此，美國“新羅馬帝國”建構還未完成，就遭遇到包括中國在內所有世界大國的抵抗和反對。美國今天所走的道路實際上是在重復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所走的建立世界霸權的道路。因此，馬凱碩指出，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像當年蘇聯的行動，而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就像冷戰中美國的行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