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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移民團體通過承擔自我犧牲的工程而擁有了這種民族敘事。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也成為人民主權的一部分。歷史地講，美國的公民身份取決于一種被認為具有承載起人民主權肉身（material presence）的能力。相反地，任何被認為不能夠承擔這種責任的群體，如黑人或華人，從來不被歡迎。這并不是關于正義的計算，也不意味著美國人的這種感知同質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他們自己關于正義的理解固化了。美國人希望他們的法律是公正的，但這恰恰首先因為這是他們的法律。

外人基本無法體驗美國政治的犧牲特征。犧牲與人民主權之間的聯系塑造了美國的內在想象，而不是權力的外在感知。某人通過暴力威脅來實現自我犧牲的事實，并不能改變這一暴力形式對于受害者的意義。然而在國內，只有當公民通過犧牲行為體驗到自我的真諦時，人民主權才存在。如果他們把犧牲當作是一種需求，可以被任何外在于犧牲本身的標準所度量的話——不論這種標準是長遠利益還是正義——那么作為神圣觀念的人民主權就被消解了。我們可能依然投票，但選民們從外部把眾多目標帶入政治過程，國家已經變成了實現眾多目標的一個手段，這些目標也許是商業的、也許是家庭的、也許是慈善的，或是全球性的。那時，政治神學工程就再無意義了。

如果主權者僅是以犧牲的形式表現自我，那么這個國家就將處于末世論時刻。該末世論已經從神學猜測轉變為熱核反應的現實威脅。我們不應該忘記位于美國政治想象邊界的這一可能性。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接近人民主權的仍然間接地通過法律的表現和儀式得以實現。理解美國法治的出發點就是認識到法律的權威并非來自對正義的需求，而是來自主權的意志。這是法理學的古老理念，但是它在美國卻表現為不折不扣的事實：法官的權威直接來自他/她對于法條的意涵的明確表達，而這些法條本身就是人民主權的"遺跡"。法官們并不以法律專業知識來治理我們。相反地，他們把自己奉獻給了法律。這是法官任命聽證會的通過儀式所包含的意義：在這一程序的結尾，法官得以重生，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清空，只剩憲法。

近來，西方國家在法學方法論上出現了顯著的合流趨勢。法庭依據繁多而重疊的國際公約中規定的人權清單進行工作（這些權利對于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秩序來說是必需的）。法官的工作就是繼續審慎的理性程序：他/她考慮如何將權力在特定語境中予以實現，同時照顧到其他利益和其他權利。這一方法論被稱作“比例原則的審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或“利益均衡”（"balancing"），它們被認為具有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因此，法官從外國法院獲得指導原則或者將判決置于跨國法庭中就理所當然了。理性沒有時空界限。法官是專家，而權利是他們的專業領域。

美國憲政主義卻不符合這一全球模式。這不是因為美國法的權利內容，即“公民權利”，與國際人權有實質性差別。事實上，美國例外論的一個悖論就來自這種實質上的趨同：如果兩者沒有實質上的趨同，為何這一司法推理的模式在美國政治中成為如此受爭議的議題呢？在三個維度上,這一模式根本不被完全看做法律的樣板，而是司法不正當性的樣板（judicialillegitimacy）。第一，法治不是專業的科學知識的產物。第二，法官并不被作為專家而獲得尊重，因為從來沒有什么“政治專長”，而美國法律必須總是對美國政治負責。第三，如果既不是法律科學，也不是政治專長，那么運用推理的主張要么是錯誤的意識，要么是一種背信棄義的行為。

如果美國法官不是在依據理性來辨明具體背景中的權利的進步主義路徑，他們在做什么？他們在解釋文本。他們的權威并非來自普遍理性，更非來自對“考慮各方利益”的合理性判決的要求。美國全部關于法律權利的辯論都是解釋學意義上的：法官和律師爭論的是針對文本要采取何種適當的解釋態度。對于不知情者來說，美國的文本主義解釋方法看起來非常奇怪。他們問，為什么美國人這么關心一部兩百年以前由一群毫無代表性的、享有特權的白人成年男子制定的文本？美國人受制于這樣一個文本否認了自由政治理論的前提：政治秩序就是在理性的指引下不斷改革以實現個人的福祉。在這種膜拜古舊文本的法律文化中，進步的可能性何在？

我的表述已經提出了一個答案。當談到對于古代文本的詮釋時，我們就從一個正確的方向來看待問題了。美國憲法文本的權威性既不來自民主正當性主張，也不來自正義的主張。國父們并不生活在科學的黃金時代。他們是奴隸主，在道德上不完善；他們是富有的白人成年男子，在政治代表性上也有缺陷。這都沒關系，因為他們所創制的文本并非由他們授予權威。相反，憲法文本具有權威性是因為它是人民主權行為的展現。這個文本就是人民主權存在的遺跡和證據。

司法這一角色應當被看做是一種儀式的形式：它連接日常生活與神圣存在的遺跡。司法裁判的特權就來自這樣一種信仰：美國公共生活的意義源自這種關系。因此，美國人可以向生活的任何方面發問：“它合憲么？”。他們遵從法官，因為通過法官的聲音，美國人再次聽到現在已經退場的人民主權。如果他們不能聽到主權的聲音，他們就不明白自己為何要聽從法官。

美國的法學家經常試圖解釋司法審查這種反多數工程是如何在一個民主制度中獲得正當性。但這個問題沒有意識到美國政治想象的架構。對于美國憲政來說，我們可以用圣安瑟倫的話說“我為了理解而信仰”^[3]。憲法之所以有約束力，是因為它是人民主權的產物。只要人民主權的信仰存在一天，憲法就有約束力。

很多美國人繼續生活在神圣的時空中，在這一時空中，無限通過取代有限來宣告自己的存在；在這一時空中，法律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儀式；在這一時空中，外部世界同時被視為威脅與使命。我們在傳教士的熱情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不定。美國人不能將他們的法律完全無誤地輸出，因為這畢竟是他們的律法。但美國人又不能認為其他國家沒有著同樣的能力，通過人民主權實現真正的自我創造。他們不禁相信別的國家也希望像他們一樣。

當然，我如此尖銳地提出我的不同觀點是為了強調個中不同的世界觀，試圖洞悉對美國政治實踐的一些誤解。這些論證聽起來似乎只是一種對政治文化的護教學^[4]（apologetics）。今天，這一辯護被好萊塢和軍工集團這兩大雙生力量所驅使，前者代表無休止的個人消費，后者代表貪婪的對外政策。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些力量的存在，人們也不能否認有宗教信仰的人同樣追求他們的欲望和利益。宗教與信仰和德行有關，同樣與懷疑和罪惡有關。同樣地，政治神學的觀點不應當被視作是對科學和理性的主張更為一般性的質疑。我們不是一個反對現代科學洞見的創始論民族。我們不拒絕理性，但是我們也不能說科學已經使我們相信宗教信仰只是錯誤的信念。對于政治信仰和實踐來說也是如此：政治理論的洞見必須找到一個在人民主權信仰之側的棲身之地。然而，通過科學和利益我們都不能發現美國政治想象的基本架構。

當代政治神學并沒有對神圣的本質作出一個形而上學的主張。其研究對象是想象和我們的集體想象建構和維持的意義世界。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政治神學工程，其中的關鍵概念就是作為神秘主體的人民主權，作為自我超越的犧牲行為，以及作為退場的主權者的表達的法律。我在描述一個友愛共同體（a community of love）。如果不明確表達這一點的話，我的描述就根本不完整。一個友愛共同體有著明確的時間與空間的邊界。美利堅是一個對自身持續不斷的考驗：維持這一共同體的信仰是否會衰敗？如今，這一考驗不僅來自消費的誘惑和權力的罪惡，也來全球正義需求的興起。理性對愛構成的威脅并不比利益更少。

美國例外論是由每一個友愛共同體構成的例外論。我不能告訴每個人他們是否應當為愛放棄正義抑或為正義而放棄愛。這就是價值不可通約的說法的涵義所在。我能說的跟所有信仰形式一樣的，愛是脆弱的。當信仰不足時，我們發覺我們過去為愛所做的一切現在看起來只不過是不義。正是這點讓國家變得如此危險：曾經的犧牲轉瞬之間變為謀殺。然而，沒有愛的正義不大可能打動那么多人，因為我們冀求那種超越、而非整序有限生命的意義。

（曹宇、徐斌譯，劉晗校）

注釋：

[1] Great Awakenings:大覺醒，18世紀中期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復興運動。發起人為到北美傳道的荷蘭歸正教會牧師富瑞林懷森。該運動以奉行傳道方式來激發信徒的宗教情感。由于該運動著重強調個人的悔改重生，倡導嚴格的道德和敬虔的生活，所以被認為是17～18世紀初德國虔敬派和英國福音奮興派在北美的回音。第一次大覺醒指從1725-1770年在美國殖民地（尤指新英格蘭）的新教徒中的一系列宗教信仰復活運動，第二次大覺醒指1790年代在新英格蘭和肯塔基興起另一個奮興運動。

[2]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20世紀70年代美國軍事戰略專家就核戰爭提出的)同歸毀滅論，確保同歸于盡[略作MAD]。

[3] Saint Anselm：圣安瑟倫（1033-1109），又譯為“安瑟爾謨”，意大利神學家和哲學家。為早期經院哲學的主要人物，特別以對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和贖罪理論傳世。文中此語是圣安塞爾姆處理信心與理性的關系的。

[4] Apologetics：辨惑學，護教學，基督教神學課題之一，運用哲學、法學、邏輯和論辯術為基督教教義等辯護，用以指代為歷史事件、人物或學說等所作的系統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