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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犧牲之上的民族是一個愿意殺戮的國家。事實上，這是一個常見的悖論：為了愛，我們愿意摧毀別人。如果要問政治神學工程與神學工程有什么區別，我認為區別就在：二者都將意義建立在犧牲之上，但政治犧牲往往存在于殺戮與被殺戮的相互暴力。心甘情愿的死亡給了殺戮特別的許可，這一原則在人道主義法中以戰士特權的形式合法化。基督教的犧牲沒有任何威脅性暴力，這個犧牲觀代表著政治的終結。政治殺戮確立了國界；而基督教的犧牲則奠定在無國界的教堂之上。

美國無法將自己想象為一個殖民主義霸權，因為它將自己的權力理解為自愿犧牲的結果。美利堅合眾國的國祚半數是戰爭或者備戰的歷史，其中包含過去的一百年。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毀滅一切的核威脅一直存在。美國人在國家要求普遍犧牲的陰影下度日。政治認同總能取代其他觀念中的自我，而且政治總是成為生死攸關之事。即使我們批評伊拉克戰爭（就像一直被誤解的那樣）的時候，我們再次聽到這樣的說法——這次失敗至少在部分上是因為政府不能成功號召全體人犧牲。

盡管有很多關于參軍人數的人口學統計，如今反恐戰爭被想象為在政治犧牲的框架之內進行。新的戰場被想象為任何地方，因而就是在每個地方。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被要求去犧牲、去殺人。這一新的為國家重生而盡力犧牲的樣板時刻并不是世貿雙子塔的倒塌，而是美航93號的墜毀，它上面的乘客以殺人和被殺的方式做出了犧牲。在這個新的時代，每個公民在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征召。這種征召已經超越了法律規制的能力。反而，征兵標志著政治犧牲的后法律（post-legal）境遇。

我們經常通過共和主義的政治理論來理解這種犧牲傳統：公民士兵在追求公民榮譽過程展現軍事美德——榮譽和勇氣。這一思路為我們揭示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圍繞美國例外論的長久的斗爭。但雙方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比較接近要害的是卡爾?施密特的例外（exception）概念。然而，在美國，例外受到了人民主權思想的影響。由此，例外變成了卓越（theexceptional），就如美國例外論所主張的那樣。

在犧牲的政治中，關鍵在于個體參與到人民主權這個神秘身體中：放棄自我，存活在人民主權這個超然的存在中。美國的人民主權絕非一種通過選舉實行自治的理念，因為選舉僅僅表達了不斷變化的群體聯合中多數人的意愿。政治理論可以給我們傳達這種關于人民主權的程序主義觀點，但按照這種認識路徑就好像我們可以通過出席教堂的人數來理解宗教信仰。人民主權是一個跨時空的、無所不在的、無所不知的多元主體。正如神跡不能為信仰之外的人所見到，人民主權對于存在于它之外的人來說也是不可見的。這種信仰體驗的物化對象需要通過犧牲的想象加以維持。這種犧牲的想象就體現在電影、書籍、政治修辭中不斷重復的國家敘事。

任何神圣事物的表現形式總是一種實然和應然的交匯。美國總是努力實現自己已實現的，即實現人民主權所表達的終極意義。這個國家的歷史是一個雙重敘事：神圣的展現與消失同在，一種原罪與救贖的政治生活。這就是司法審查的政治神學意涵：它詢問日常政治程序產生的法律是不是人民主權真諦的宣布，抑或只是一個錯誤的顯現？最高法庭的角色就是讓美國人回憶起這個國家自我創生的斷裂時刻。

人民主權的每一次顯現都是奇跡性的。它存在于常態過程和日常關切之外。因此，它的形式總是以暴力為標志，因為無限物的本性就是替代有限性。只有在該民族承擔起解釋已經逝去的主權者現身的遺留物的責任時，秩序才得以才恢復。這些遺跡就是美國政治的高級法。在美國生活中，法治就是一種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原初暴力行為——即其神秘現身——基礎上的憲政。

美國的人民主權通過兩種形式得以實現：犧牲與代表或暴力與法律。在犧牲中，主權以直接展現的方式被體驗到；在法律中，主權的展現通過象征和儀式被間接體驗到。二者的關系是同一性與代表之間的關系。二者都是政治想象的必要元素：革命之后必須有憲法，憲法必須以革命為根基。公民將通過對人民主權的法律表達來看清這是誰的法律。沒有這些，法律或許也是公正的，但卻不是我們的。在同一性與代表之間居中調停的是解釋。這里，我們發現美國法律辯論的形式和它的激烈性的本質。它之所以在外人看來如此的非理性，是因為這些辯論實際上并非真正事關正義。相反，他們事關我們能否通過法律實現一個自由的和有意義的自我的可能性。

我所談到的政治犧牲并不是一個隱喻。犧牲就是通過實現超然價值而放棄有限的利益關切——直接位于身體的安康——通過使無限出場，打破了有限，關于冗余物的規范體驗通過讓無線物現身而摧毀有限物。這種體驗為國家（nation）共同體所構成。這是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神學工程活著的意義，因這一意義，國家的存在不再是簡單的眾多目標的一個。相反，為了它可以毀滅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并且它有獲得其他所有事物的權利。美利堅民族只希望一直做他自己，舉個例子，它一步未踏上通往世界主義秩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