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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新加坡只是地處馬來半島頂端的彈丸小國，但其國父李光耀卻得以躋身塑造亞洲世紀的巨人行列當中。這并不僅僅因為他奇跡般地把新加坡這個貧困不堪、毒品猖獗、妓女泛濫的殖民地中轉港改造成了耀眼的21世紀城市國家之典范，還因為他所推行的軟性威權資本主義啟發了鄧小平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東亞的興盛與崛起奠定了基礎。

我與李光耀先生見過幾次，在1992年和1995年，見面地點都在悶熱的新加坡。當時我們坐在前英國總督官邸伊斯坦那（觀察者網注：新加坡獨立后，該官邸成為新加坡總統府和總理辦公室）那間冷氣逼人的會客室里，一邊眺望窗外修建齊整的草坪，一邊深入探討著儒家社群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之間的差異。我們最后一次會面是1999年，在瑞士達沃斯冰天雪地里的一間小木屋。那時的李光耀已正式卸任“國務資政”，成為“內閣資政”（觀察者網注：實際上李光耀2004年才卸任senior minister，轉任minister mentor，增加了內閣資政這個頭銜，改稱senior minister為國務資政）——王座后面的那個賢人。】

以下對話均出自《世界郵報》主編內森·加德爾斯與李光耀的訪談：

內森·加德爾斯：現在冷戰是結束了，但在東亞“社群化的”資本主義與美國式“個人化的”資本主義之間，不是又起了一種新的沖突？進一步說，難道這種經濟沖突不是根植于不同文明間深層的裂縫：暨儒家文化的威權傾向與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出的極端個人主義之間的分歧？

李光耀：這個問題看上去很小，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后果之一。工業發展的后來者必須探索道路，縮小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

事實已經證明，在這個趕超過程中，東亞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所踐行的社群主義價值觀體現出明顯的優勢。東亞文化推崇的價值觀將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為高速發展提供必需的集體支持。但我并不會把你所描述的沖突視作兩大封閉體系之間的競爭。

在中國大陸，儒家社會原有的那種社群主義已經墮落，退化成某種裙帶關系和家族利益的網絡。而在臺灣、香港，甚至是新加坡，也殘存著社群主義系統中固有的弊端。香港和臺灣當然與中國大陸不同，分別經歷了100余年的英國統治與50年的日本統治，兩地的儒家道統已被削弱了許多。如今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個蛻變過程，它不僅在脫離舊時的共產主義體系，還拋棄了儒家文化里過時的東西，以便快速吸收知識，適應新的生活與工作方式。所以我把這種沖突視為世界互動與演化的一部分，各種體系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

話雖如此，但美國與東亞的文化畢竟大不相同。中國文化獨立于世界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后又拓展到韓國、日本和越南。而亞洲大陸另一頭的印度文化則傳到了泰國和柬埔寨。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大筆一揮，把韓國、中國、越南和日本納入東亞文化體系，而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以及東南亞歸到印度文化體系。

在這兩種文化的重合部分，還有伊斯蘭文化，它與印度文化截然不同，如今也扎根在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區。東南亞有1.9億穆斯林人口，他們主要定居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泰國和緬甸一樣，受佛教文化影響更大。在看了這幅古老而繁復的文化地圖后，你認為我們能一下子就接受美國所定義的普世價值——民主和人權嗎？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價值觀形成于民族的歷史與經歷當中。我們是從母親的乳汁中汲取這些觀念的。

作為新加坡總理，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把這個貧窮、無知、疾病纏身的國家拔出泥淖。既然生存的最低要求是擺脫赤貧，那么致富就必須放到首要位置。

1949年的新加坡

由此可見，我們的價值觀不一樣，一直以來都不一樣。可現在，電視、網絡、衛星和飛機把我們帶入了同一個世界。我們各自踽踽獨行數千年后遇到了一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全然的誤會。

我曾置身于兩個不同的世界：新加坡雖然經歷英國的殖民統治，但它總體說來是個亞洲人的社會。我了解到何謂英國標準，并將其與亞洲標準作比較。我也曾在英國留過4年學，看到了英國人是如何處世、如何治理國家的。我是身負兩種文化的人，從我自己的經驗可以知道，人不會因為短時間接觸了另一種文化，便在一夜之間重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我認為在接下來的一個、兩個，甚或三個世代（以20年為一代）里，亞洲將不得不作出調整。所以，一百年后，我確信歐洲人、東亞人和美國人的普世價值與規范會趨于同一。

普世規范

加德爾斯：你是指人權問題上的普世價值嗎？

李：叫普遍的“人類行為”更加恰當。也許穆斯林是唯一的例外，因為類似通奸者要被石頭砸死，或者偷盜者要被斬斷雙手這樣的宗教禁令是寫在《古蘭經》上的。我不確定穆斯林會否像佛教徒或印度教徒那樣相對容易地做出改變。但他們也不可能一成不變。說到底，就算穆斯林只為了轟炸以色列，只是想在武器現代化上跟上這個時代，他們也必須訓練和裝備整整一代年輕人，讓這些人學會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而這種批判性科學思維方式會不可避免地改變他們對自身核心價值觀的看法。但這是一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總而言之，我不認為美國國會的某項決議能改變中國或其他任何人。

加德爾斯：原則上，你是否相信人權和言論自由存在某種單一標準？

李：其實，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實踐問題。科技使當今世界互聯互通，每個人都能從電視里看到天安門事件。如今我們乘坐的是亞音速飛機，但20年后你兒子乘坐的將是超音速飛機。不用15小時，只消幾個鐘頭他就能從紐約飛到新加坡。

在這樣的世界里，沒有任何社會能免于其它社會的影響。但這并不代表所有西方價值觀最終都將占據上風。我能說的就是，如果西方價值觀能讓社會運作良好，并幫助它在競爭中得以生存，那么西方價值觀就是真正優越的。但如果一個社會因為擁抱西方價值觀而遭遇生存危機，那么它必將拒絕西方價值觀。

舉個例子，在中國這樣人口高度密集的國家，如果過于寬縱的自由主義無助于個體生存，那它就不會被采納。同樣的，不管中國領導人如何指責美國的強權地位，他們很清楚，與從前的日本人和歐洲人相比，美國人對中國的剝削算是最溫和的。這一事實深植于歷代中國人記憶中。美國人給中國留下了培養高等人才的各類院校和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