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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些基本價值的實現，是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財富源泉的充分涌流為前提的。改革作為革命，恰好擔負著變革一切不合時宜的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歷史使命。在接近于實現那些基本價值目標之前，改革自然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

第三，中國作為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還經歷著在落后國家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任務，改革不僅要在一般意義上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而且代表著落后國家制度變遷的一條特殊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通過改革開放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群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強調改革也是革命，必然意味著黨也是革命黨。改革以來，隨著黨將其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一些人提出，黨自身也應該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膚淺的。在改革開放年代，一個秉持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黨依然可以是革命黨，這和黨以經濟建設為工作中心，并無矛盾，和黨作為執政黨，也無矛盾。黨作為革命黨和作為執政黨，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并不能相互替代。黨正是通過宣布改革是永遠不會結束的革命，通過保持革命黨的屬性，才贏得了自己的先進性和作為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32]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通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成功地探索了一條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33] 一般讀者可能不會太注意，其實在黨的文件里，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出現了。恩格斯寫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前我們總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結束了，從此以后，科學社會主義就一統天下了。問題沒那么簡單。現實社會主義經歷過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做法是在搞空想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一個永遠沒有句號的過程。

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解，可以跟改革作為永遠不會結束的革命聯系起來看。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為當代中國的制度變革提供了動力。讓我們回顧一下毛澤東所說的話，他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34]

如果我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解釋為不斷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在今天依然是適用的。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面對歷史終結論，在精神上是解放的、是主動的。這樣的理論，是批判和改造世界、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武器。

參考文獻

[1]   在筆者參與主編的《農民工與新工人》一書里，不同學科的學者對農民工制度開展了分析。潘毅、孟捷主編：《農民工與新工人》，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

[2]   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視角”，《開放時代》2013年第10期。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對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及其經濟后果作了較為細致的理論分析，本文關于農民工的觀點來自這篇文章。該文也被選入了前引潘毅、孟捷主編《農民工與新工人》一書。

[3]   在馬克思主義史上，一些作者如考茨基強調了無產階級化對于提高工人階級福利的進步意義。在前引孟捷和李怡樂發表于2013年的文章里，我們進一步討論了無產階級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區別和聯系。在馬克思那里，向完全無產階級化的過渡被等同于徹底的勞動力商品化。而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無產階級化可以和相對低度的勞動力商品化相伴隨，這種局面有助于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

[4]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從列寧晚年之問到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見第三章。

[6]   錢穎一等：“中國特色的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制”，載張軍、周黎安主編：《為增長而競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38頁。

[7]   周黎安寫道，與主張地方官員受到財稅激勵的觀點相比，“晉升錦標賽下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比財政和行政分權所帶來的激勵更為持久和基本。政府官員作為政治參與人，最關心的是行政晉升和仕途，而非地區的財政收入。”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載于張軍等主編：《為增長而競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頁。

[8]   可參閱韋德：《駕馭經濟》，呂行建等譯，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29頁。在那里，韋德曾設想將新古典理論作為參照系，以方便衡量政府在影響市場時所起的作用。

[9]   陶然等人雖然批評了財政聯邦主義的一些觀點，但在關于地方政府行為動機的解釋上，和財政聯邦主義持有類似立場。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7頁。

[10]  陶然等人較為細致地批評了錦標賽競爭論，參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9頁。

[11]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12]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13]  周其仁：“體制成本與中國經濟”，《經濟學季刊》2017年第4期，第868頁。

[14]  陶然等人描述了地方政府這一戰略的細節，參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7頁。

[15]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16]  如果我們在世界體系的層面看問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還將呈現為三重結構，因為國與國（甚至國家集團）之間的競爭會被納入進來。這種國家間的競爭，同樣可以圍繞租金的生產性配置來考察。

[17]  由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這一參照系、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以及國家的經濟理論構成的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框架，可以和新制度主義的框架（包括作為參照系的完全競爭市場、交易成本理論和國家的經濟理論）直接相比較。進一步的研究可參閱孟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化的若干問題——兼評張宇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報》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孟捷：“《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6月5日；孟捷：“《資本論》與現代市場經濟”，微信公眾號CPEER，2018年5月3日發布，https://mp.weixin.qq.com/s/3ItI5_pxTL5aNHudUsxdEA。

[18]  參閱瞿宛文：《多層級模式：中國特色的產業政策》，《文化縱橫》，2018年第2期。

[19]  參見筆者在《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20]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出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頁。

[21]  習近平：《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出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頁。

[22]  卡爾·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紀樹立編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8頁。

[23]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3-154頁。重點標識是原有的。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頁。

[25]  轉引自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905頁。

[26]  同上引。

[27]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頁。

[28]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載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頁。重點標識是原有的。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頁。

[31]  拙著《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第7章，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即其正義概念。除了上述自由原則外，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概念還涉及需要原則以及勞動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相統一的原則，在這三者中，自由原則是最高的歸宿。

[32]  值得關注的是，汪暉曾試圖在去政治化的框架里分析這里的問題，依照他的分析，政黨的國家化，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去政治化的結果，即黨所秉持的政治價值和黨的政治代表性衰弱，進而導向政治合法性危機。這一理論架構的明顯缺失，是遺漏了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的分析。見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308-309頁。

[3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