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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維護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在數字經濟下顯示出特殊意義。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在供應鏈方面表現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供給端、生產端不平衡，例如芯片制造產業的80%集中在亞洲；二是運輸端的梗阻，現在全球貿易規模的90%依靠海運，但是疫情對全球海運造成了重大沖擊。在疫情之初，海運公司為保護自身利益反應過度，導致全球集裝箱在經濟迅速恢復之后，價格急劇上升，造成集裝箱短缺，發生運輸梗阻；三是倉儲端的貧血，這給我們提出挑戰，需要我們重新思考“零倉儲”理論。要恢復供應鏈，前提是要控制住疫情，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最先穩定住、控制住疫情的國家，經濟迅速復蘇，在穩定全球供應鏈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也顯示了中國同世界經濟緊密融合的特殊韌性。供應鏈的穩定、韌性和安全是當前需要進行國際協調的重要領域。

第三，高度重視ESG原則對投資的指導，環境、社會和良好的治理，成為投資的重要條件，這在數字經濟下表現更加突出。

最后，一種特殊的商業模式在數字經濟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即國際資本對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投資的高度重視和追逐。這種模式反映在國別的宏觀政策應對上，已經出現了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前兆。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就推出了“全球無形資產最低收入稅”，這是針對知識產權形態快速變化出現的宏觀政策工具，目前設定的稅率是10.5%，只占美國國內所得稅21%的二分之一。現任美國總統拜登的新稅收計劃是將這個稅率提高到21%，他所提出的美國國內企業稅率是28%。我們需要研究新形勢下新商業模式帶來的變化，這是一個新挑戰。

總體上，這四方面的政策都需要國際協調。

自由貿易理論也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自由貿易理論已進入了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的自由貿易是以消除國別貿易之間的貿易壁壘，特別是以消除關稅為核心，它的基礎是比較利益理論；第二階段的自由貿易是以跨國公司投資的國別選擇為理論基礎，為跨國公司投資創建良好的營商環境；第三個階段則更加重視綠色、勞工權利、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等。我們需要高度關注并深入研究自由貿易理論的變化。

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全球化會進入新階段，我們必須要應對好在全球化新階段將會面臨的四個挑戰：第一個挑戰是環境挑戰，諸如自然災害、大的流行疾病等；第二個挑戰是所謂地緣政治挑戰，即大國的競爭變成沖突，地緣政治沖突、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第三個挑戰是金融危機，原材料價格劇烈波動造成的經濟風險；第四個挑戰是網絡攻擊，在數字經濟下，攻擊可能造成系統性的癱瘓，因而帶來網絡風險。

這些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需要國際社會進行緊密的政策協調，但當前的現狀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經濟全球化是發展大勢，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亟待國際社會緊密團結合作、共同應對，使經濟全球化走上一個健康發展的新階段。

陳德銘（CCG名譽主席、商務部原部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

全球化的趨勢不會停止，但全球治理要緊密跟上。

朱光耀先生提到的數字經濟是WTO的一個新議題，但是成員方始終談不攏、南轅北轍，很大原因在于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個比較一致的探討方向。GDPR是歐盟的規則和法律規范，我們一直在研究中國可以接受GDPR哪些條款，哪些還做不到或者不能接受。我的許多歐盟同事認為日本更接近這個標準，最可能接受GDPR。我們外資企業協會也經常和中國企業討論，中國企業要去歐洲開展業務，現在就要開始接受GDPR了。至于全球層面能就數字隱私保護達成怎樣的協定，仍是一個大課題。

陳健先生講到的基本建設投資非常重要。我們非常希望能創造條件與歐洲、美國、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一起來探討全球的基本建設問題。因為很多國家需要基本建設來拉動經濟發展，中國在扶貧事業上對此深有體會，很多偏遠的山村通過基本建設脫貧。基本建設不僅僅是鐵路、公路、橋梁，也包括新基建如網絡建設、虛擬經濟等。世界上有很多地區需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關心，如果大家能給他們的基本建設提供幫助，不僅這些國家的經濟可以得到發展，國內市場可以得到成長，我們也能獲得更大的全球化市場，我們各國的產能過剩、勞動力出路等問題也能夠獲得解決，這是雙贏的。但是，在討論基本建設時，不能牽涉到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問題。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可以共同制定投資標準、國際規則來開展基本建設，要在多邊基礎上達成一致。

趙斌先生講得也非常好，高通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發展、數字化過程都做了很大的貢獻，并且一直致力于高科技開發，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非常需要和高通這樣的美國公司合作。現在在華外企中有一種趨勢：有些外企想退出中國，有些還在猶豫不定，原因是他們在中國開展的投資，如果轉移回本國會受到一些政治壓力。并且這些企業在中國盈利了，因此想繼續在中國的業務，但他們希望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預期和人才政策上能夠給予更多支持。對中國來說，土地、稅收這些優惠政策已經快到天花板了，不宜再作為吸引外資的優惠條件，因此知識產權、政策可預期性以及留住和尊重人才等，對跨國公司來說是更重要的問題。

最近中國的股市出現了波動，這種波動是否是暫時的，很快又能回到正常的區間呢？這是需要深思的。

CCG名譽主席、商務部原部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圓桌論壇上發言 圖片來源：CCG

我離開了商務部部長的崗位后，在給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的研究生講授關于全球化的課程。我認為傳統的全球化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繼續走下去存在困難，原因是全球化的治理滯后。二戰后到今天的70年間，全球化經歷了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使社會和人類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財富的分配存在不公。全球治理的滯后導致全球民粹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給傳統的全球化帶來了問題。全球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也是波折的、跌宕前行的過程。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在高科技、科學發現、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時代， 去發展更新、更先進的技術，包括探索太空、揭秘地球、研究人體等。這些都已經不是一個國家能單獨完成的，人類必須合作，因此全球化的趨勢是不會停止的。

但是，如果全球治理跟不上，民粹思想、民族主義的泛濫就會阻礙全球化進程，這是當前全球化面臨的復雜局面，需要大家共同應對。很多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部長都認為中國在全球化中得益豐多，我不這么認為，美國得益并不比中國少，甚至更多。全球化之前的階段內，在投資要素方面，資本和技術的流動性更強，土地、勞動力的流動更難，所以誰先開放政策誰就能獲益，新興國家確實也得到了好處。新興國家獲得了經濟增長，打破了世界原來的平衡，因此必須尋找新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市場成長會比其他經濟體的市場成長略微緩慢。去年中國消費品總額已經看齊或者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今后中國還會繼續將引進、消化、進口商品作為長期政策。

對全球化，我們要有信心、有耐心，包容存在的問題，同時通過共同治理，通過多邊機構和組織把全球化納入到一個更好的軌道，而這個軌道是由現代技術、數字經濟等高新技術所引領的。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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