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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發源于中原地區并在后世以漢人為人口主體的中原皇朝占據主導地位，這一觀點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幾千年持續的文化與政治互動中，儒學就完全沒有吸收周邊群體的文化元素而有所變化嗎？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在春秋時期“華夏”與“蠻夷”的文化與政治互動中產生的，這種文化互動自孔孟之后應當仍在延續，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就明顯受到外來佛教的影響。換言之，后世的儒學已不能被簡單地視為“漢人之學”，而應當看作以中原地區文化傳統為核心并吸收周邊其他文化因素的“中華之學”。所以，如果把邊疆政權在“入主中原”后對儒學思想的吸收和尊崇（“儒家化”）等同于“漢化”，這樣的觀點就把中國歷史上復雜的文化互動關系看得過于簡單了。

首先，我們不能把“儒學”簡單地等同于“漢人文化”；其次，周邊政權（包括“入主中原”的異族政權）吸收以儒學為主脈的中華文化傳統的過程也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個動態的吸收過程，周邊政權在不同時期對于中原文化有著不同的接納態度和不同的吸收程度；另一方面周邊政權必然努力保持自身原有文化傳統和群體認同意識。這是兩種努力同時并行并相互影響的文化互動策略和文化交融模式。

▍中華文明的群體認同核心是“天道”而不是西方文明的“民族主義”

與歐洲的文化傳統全然不同，中華文明強調的是“天道”中的社會倫理與政治秩序，主張“和而不同”，領悟并遵從“天道”的群體即是享有文化素質的人，其他人群尚有待“教化”。孔子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中國、夏、華三個名稱，最基本的涵義還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區即周禮地區稱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稱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對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禮的人或族稱為蠻、夷、戎、狄。”

“在儒家思想中，‘華’與‘夷’主要是一個文化、禮儀上的分野而不是種族、民族上的界限。……華夷之辨并不含有種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對一個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認識和區分。”王韜在《華夷辨》中指出：“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也，華則變為夷。”因此，在中華文明的這種具有高度包容性、動態化和辯證思維的認同體系中，不可能產生西方式的僵化“民族”（nation）概念。

金耀基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中國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有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白魯恂（Lucian Pye）則徑直把中國稱為“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體系”。

即使晚清政府在某些形式上、特別是在與西方列強交往中表現得像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與各國互派公使并建使館，設定國旗國歌，翻譯《萬國公法》，簽訂國際條約、設立海關等，但是在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中始終是一套傳統的中華文明體系在發揮作用。民國時期學者在討論“民族主義”概念時，曾努力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加以發掘，如熊十力先生認為：“民族思想之啟發，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義，即內諸夏而外夷狄。但其諸夏夷狄之分，確非種界之狹陋觀念，而實以文野與禮義之有無為判斷標準。”劉小楓進而認為“儒教不是種族區分的民族主義，而是文化區分的民族主義”。孔子的群體分野確實沒有西方文明中的種族主義觀念，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夷夏之辨”與源自西方現代觀念中的“民族主義”應分屬不同的思想體系，很難進行這樣的概念比較。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認為中國傳統族群觀念中的實質是“中國文化主義”，“文化主義是一種明顯不同于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文化主義指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于文化自身優越感的信仰，而無需在文化之外尋求合法性或辯護詞”。“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主要是文化主義的形式，是對于一種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標和價值觀念的認同”。杜贊奇認為這種文化主義“把文化——帝國獨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統——看作一種界定群體的標準。群體中的成員身份取決于是否接受象征著效忠于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

中國傳統認同體系的核心是文化認同，對“天道”和儒家道德倫理的崇敬就是中國人的信仰體系。所以費正清特別指出，“毫無疑問，這種認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準的思想，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一個人只要他熟習經書并能照此辦理，他的膚色和語言是無關緊要的”。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以“文化”確定群體認同和“有教無類”的主導思想。在面對內部多樣性和與外部文明相接觸時，“‘不拒他者’是中國的傳統精神，而民族主義之類才是西方的思維”。民族主義是具有某種具有“零和結構”和強烈排他性的群體認同意識形態，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方話語中“nation”的“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體系。

▍結語

中華文化延續了三千多年，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十分罕見，這與作為中華文化主脈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質密切相關。起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傳統，在發展中演化出獨特的語言文字體系，孕育出有特色的農耕文明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組織，發展出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文明和與之相關的非體質血緣的群體認同體系。這一特質使得中華文明體系既可包容內部的文化多樣性，在對外交流中也以“和而不同”和“有教無類”的精神呈現出對于外部文化的罕見包容性。在歷史演變過程中，中華文明的群體認同體系逐漸發展出一種動態與辯證的立場與視角。概而言之，中華文明的這些特質與西方以一神論為主流的宗教特質以及僵化地看待體質-語言差異的民族主義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區別。這是我們今天在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體系和政治格局時需要關注與繼承的寶貴歷史遺產。

近代以來，歐美帝國主義在對外關系中踐行的是“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地緣政治中的“霸權”理念和“修昔底斯法則”至今仍然主導著某些國家的外交思路。在今天的國際交往中，中華文明與外部文明-政體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求同存異”的基本思路構成了中國外交活動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于歐美國家外交的文化風格，贏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真誠友誼，也為21世紀的國際關系大格局注入新的元素。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