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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在另一篇文章中這樣論及中國的“宗教”：“或疑中國民族乃一無宗教無信仰之民族，是殊不然。中國自有其宗教，自有其信仰，特其宗教信仰之發展，亦別自有其蹊徑。……中國古代宗教，有兩大特點：一則政治與宗教平行合流，宗教著眼于大群全體，而不落于小我私祈求、私吁請之范圍，因此而遂得摶成大社會，建立大統一之國家。……中國宗教因早與政治合流，故其神與神之間，乃亦秩然有序，肅然有制。既不如耶教、回教之單一而具不容忍性，亦不如印度希臘神話之離奇而有散漫性”。

這表明錢穆認為中華文化共同體還是有自己的信仰，但中華傳統的信仰與其他宗教相比具有不同特點，因此他將之歸為不同于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另類“宗教”。葛劍雄認為“儒教具有準宗教的性質……我認為在中國社會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學，而是儒教”。劉小楓則指出：“儒家在品質上是政治哲學，儒家與儒教的關系如何，取決于儒生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與宗教的關系以及宗教與其他兩種類型的靈魂的關系”。

在韋伯的宗教研究著作《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中，有一篇的英文譯名為Confucianism and Taoism，該篇的中文篇名被譯為《儒教與道教》。中文“儒教”這一概念的流行，可能與該文題目的譯法有關。由于中文的“儒學”也被譯為Confucianism，英文中的Confucianism似乎也可以譯為“儒學”。在這篇文章中，韋伯認為“儒教純粹是俗世內部一種俗人道德。與佛教形式更加顯明對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對俗世及其秩序與習俗的適應，歸根結底，它只不過是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則與社會禮儀的一部大法典”。這段話里的“儒教”（Confucianism），完全可以換做“儒學”，而且韋伯指出的恰恰是儒學的世俗性。

今天國內學者們使用的許多概念均是近代從西方社會傳入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中國傳統講的“教”“族”“國”與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源自西方“普世概念”的“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國”（state）很不一樣。作為一個延續幾千年的政治-文明共同體，中國人當然有自己的思想信仰體系，但正如蘇秉琦和錢穆兩位先生所言，中國人的傳統信仰自有其特質，就像中國的文字不同于其他文明所創造的文字一樣。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信仰種類很多，古代的自然崇拜，近代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無神論、法西斯主義等等都可以視為信仰，但未必都可以被歸類為“宗教”。

中華文化體系里的儒學是不是一定要納入西方文明中的“宗教”（religion）范疇？是否需要在儒學之外再析出一個“儒教”？學者們對于這些議題所表達的不同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自對“宗教”概念的認識與定義。由于對“宗教”的概念定義與評判標準不同，各自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不同。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中原皇朝歷史上從未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戰爭，中原地區也從未出現“政教合一”政權。趙鼎新認為西漢之后中國成為“儒法國家”，創造出一種“以帝國儒學思想作為官方統治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基礎，同時運用法家手段對國家進行實質性管理的國家模式”。這與歐洲歷史形成強烈反差。相比之下，宗教戰爭幾乎貫穿基督教誕生后兩千多年的歐洲和中東歷史。這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別之一。

雖然歐洲國家在宗教改革后推行“政教分離”，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國家的文化基調和道德基石仍是基督教。對于大多數西方人而言，沒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是世俗性，這一點恐難否認。“大多數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為政治及社會制度正當性根據，唯有中華文明歷史上以道德作為政治制度和社會行動正當性的最終根據。可見中國文化歷史有多么獨特。這是中西方文化產生差異的源頭”。

▍中華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懷或個人主義

中華傳統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萬物運行規則在內的“天道”，也被有些學者概括地表述為“天、地、君、親、師”，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幾千年來，歷代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這樣一幅塵世間人盡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諧有序的社會圖景。

中國人堅信“天下大同”的人類理想與“天道秩序”的終極力量，認為人應“畏天命”，而在“有教無類”宗旨指導下的“教化”過程則是“天下”人類各群體感悟并接受“天道”的過程，而且堅信所有的人群遲早都應能接受這一“天道”。“中國文化大統，乃常以教育第一，政治次之，宗教又次之，其事實大定于儒家之教義也”。這就是錢穆先生心目中“宗教”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也體現出中華文明對“宗教”的理解。

中華文明可以包容外來的宗教，但其自身的土壤卻無法產生西方一神教性質的宗教。“中國思想中不承認絕對在外的超越存在，也就是那種無論如何也‘化’不進來的存在。這樣，中國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絕對不可化解的敵人。……承認超越存在的理論后果就是宗教以及與人為敵的政治理論。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從個人主義、異教徒到叢林假定以及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理論等等陷世界于沖突和混論的觀念都與承認超越者概念有關”。

與西方文明不同，中華文明不提倡個人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公德和萬物眾生都應遵循的“天道”，這是另一種道德倫理體系。“對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證明來說，‘民心’比‘民主’更為正確。……因為大眾的選擇缺乏穩定性，隨著宣傳、時尚和錯誤信息而變化無常，只是反映暫時偶然的心態，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恒心……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眾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為公而思的思想”。中國人所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講的決不是西方式“民主選舉”中的多數，而是順應天理、符合“為公而思”的公心，這種“公心”所考慮的是天下之人，不是某個宗教派別的信眾，不是某個政權下轄的國民，也不是某個小群體或個人。

中華傳統文化雖然強調社會公德和集體倫理，不強調個人權利，但并非沒有平等觀念。中國人的“平等”觀念，既體現在與異文化異群體的交流中，體現在尊重境內不同族群傳統和地方文化的多樣性，也體現在財產繼承制度中。中原地區的財產繼承是男性子嗣均分制，而不是歐洲或日本社會的長子繼承制。中國人沒有歐洲社會的家族“世襲”概念，不僅皇朝世系可以“改朝換代”，民眾和士人可以接受那些尊崇并繼承中華文化的異族統治者（亡國而不亡天下）；貴胄世家也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原皇朝歷代選拔賢能的主要渠道是面向全體臣民的科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