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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骯臟的手”

1915年2月14日，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報》上發表了與帕爾烏斯的絕交信：《致一位活著朋友的墓志銘》（Epitaph for a Living Friend），信中他感謝帕爾烏斯曾經給予他巨大啟發和思想上的共鳴，比所有老一代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里得益更多。但是1914年之前的激進左派在一戰爆發后變了，我們的朋友，現在死了，“現在的帕爾烏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爾烏斯了。此時他已成為在巴爾干漫游的一個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還誹謗自己已死亡的幽靈”。不久，當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辦有德國宣傳代理機構嫌疑的“社會學研究所”時，托洛茨基公開警告社會民主黨人不要和它進行任何接觸。帕爾烏斯為自己辯護的致編輯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終拒絕發表。十月革命之后，帕爾烏斯力圖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為蘇維埃政府服務，托洛茨基置之不理。[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195-196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在帕爾烏斯與列寧的關系中，1915年5月瑞士伯爾尼期間他是否給列寧資助？對此，歷史學家們普遍懷疑，[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轉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明鏡》周刊也沒敢翻案。當時，因為帕爾烏斯知道列寧的重要性，很急切地希望與列寧會晤，便突然現身在列寧所住的旅館。帕爾烏斯在回憶錄中記敘說，他對列寧解釋德國革命不可能發生，唯一能夠發生革命的是俄國，而且是作為德國勝利的后果，而列寧卻夢想著歐洲的無產階級從戰壕中走向革命。在此會面之后，列寧告訴一位布爾什維克朋友，他甚至沒讓帕爾烏斯把話說完，就直接告訴他，他認為帕爾烏斯是德國的奸細，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很多已經變成了沙文主義者，他不想與帕爾烏斯有任何合作。列寧把他趕走，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來了！無論會面如何，結果很清楚，列寧與帕爾烏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或共識。[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列寧自己則在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４8號專門發表了批判帕爾烏斯的短文《墮落到了極點》，嚴厲和辛辣地斥責其歐洲社會沙文主義，全文如下：

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些人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是所有交戰國都有的一種普遍現象。沙文主義潮流如此迅猛、狂暴和強烈，以致各國都有許多沒有氣節或落伍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被它卷走。在俄國革命中就已表現出是個冒險家的帕爾烏斯，現在在他的小刊物《鐘聲》雜志（《ＤｉｅＧｌｏ－ｃｋｅ》）中更是墮落到了……極點。他恬不知恥地、洋洋自得地為德國機會主義者辯護。他把自己過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忘記了”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斗爭以及這兩個派別在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歷史。他以那種自信會受到資產階級贊許的小品文作者的放肆態度拍著馬克思的肩膀“糾正”馬克思，而絲毫未作認真的和嚴肅的批評。至于對那位恩格斯，他簡直不屑一顧。他為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辯護，為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狂熱愛國主義者辯護。他罵英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是沙文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走狗，卻把德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尊稱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倫施、亨尼施、格龍瓦爾德擁抱接吻。他向興登堡搖尾乞憐，要讀者相信“德國總參謀部是支持俄國革命的”，并下賤地頌揚這個“德國人民精神的體現者”和它的“強烈的革命情感”。他預言，德國通過保守派同一部分社會黨人的聯盟，通過發放“面包配給證”就可以毫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是一個卑微的懦夫，以寬容的態度似贊成非贊成地對待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他裝模作樣，似乎他沒有覺察到在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的宣言中有很多地方是反對從帕爾烏斯和普列漢諾夫到科爾布和考茨基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

在他出版的６期雜志中，沒有一點誠實的思想，沒有一個嚴肅的論據，沒有一篇誠懇的文章。這全然是一堆德國沙文主義垃圾，上面卻掛著一塊胡亂涂寫的招牌：為了俄國革命的利益！科爾布和開姆尼茨的《人民呼聲報》這些機會主義者交口稱贊這堆垃圾，這是十分自然的。

帕爾烏斯先生竟厚顏無恥地公然宣稱，他的“使命”就是“充當武裝起來的德國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思想紐帶”。這種丑角的插科打諢，準能使俄國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說普列漢諾夫先生、布納柯夫先生以及和他們一伙的《號召報》理所當然地得到俄國的沙文主義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贊許，那么，帕爾烏斯先生的《鐘聲》雜志就是德國的叛徒和走狗們的喉舌。

因此我們不能不指出目前這場戰爭的另一個有益的方面。它不僅用“速射炮”摧毀了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且也出色地揭露了那些冒險家和社會主義運動中朝三暮四的人。歷史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而不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對無產階級運動預先作這番清掃，這對無產階級是大有好處的。[ 《列寧全集》第27卷，第100-101頁。]

《鐘聲》雜志正是帕爾烏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財政支持出版的。

德國情報局曾支持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建立與俄國的邊境貿易公司。但是這些錢是否都來自德國？對此也一直有爭議。[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1995年，美國歷史學家Semion Lyandres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寧的全部材料進行了重新研究，專門考察臨時政府指控布爾什維克利用斯堪的納維亞作為中轉貿易往來的所有電報，包括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電報往來。Semion Lyandres對所有66件電報進行了逐一分析，發現沒有一件可以支持臨時政府的七月指控。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與彼得格勒的貿易電報，沒有一件表明有基金從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而是相反，大筆的金錢，總計100，000盧布從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支付購買進口貨物。這是因為一戰之后，俄國從德國直接進口的貨物，特別是醫藥用品，因為各種制裁和審查，轉至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進行走私。[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傳記中認為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貿易中可能有錢沒有從彼得格勒回流，而是幫助了列寧的宣傳事業。[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915年，帕爾烏斯在德國外交部的財政支持下，企圖在俄國組織大罷工和策劃制造俄國的金融危機，這些事情也是《明鏡》周刊文中大肆宣揚的。但是，這些活動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完全無關。相反，1915年12月，帕爾烏斯力量在俄國活動最活躍的時期，列寧人數甚少的布爾什維克正與占大多數的、支持俄國參加一戰的孟什維克進行艱苦斗爭，由于嚴重缺錢，無論是瑞士的總部，還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運作經費。列寧寫信給斯堪的納維亞的Alexandra Kollontay：“沒有錢。這里沒有錢是最大的麻煩。”[ Ibid，p181.]

1915年12月，帕爾烏斯的確接受了德國外交部的一百萬元盧布，并且把它們帶到了斯德哥爾摩，以用于“支持俄國的革命”。[ Ibid，pp187-188.] 這也正是《明鏡》周刊文在正文和腳注中給出的唯一證據，它發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這個證據也根本不是《明鏡》發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爾烏斯傳記中早就明確記載的。不同在于，傳記明確說明帕爾烏斯與列寧1915年會見不歡而散，而《明鏡》卻仍用它作為列寧德奸的證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實是欺負大多數讀者不會去找這本半世紀前的老書。即便找到，一般讀者也不會去詳細比照。事實是，這筆錢是德皇政府用來支持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帕爾烏斯在俄國的顛覆活動，而不是列寧。一戰之后的列寧及其政黨一直在與貧困搏斗，1916年10月列寧在《致亞·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寫道：“很需要稿費。否則，簡直活不下去了！！物價飛漲，難以為生。應當向《年鑒》雜志的出版者硬把錢要來。我的兩本小冊子已經寄給他（讓他付錢，馬上付而且多付一些！）對邦契也這么辦。關于翻譯的事也這么辦。如果這件事辦不妥，我的確維持不下去了，這是真話，百分之百的真話。”[《列寧全集》，第47卷，第438頁。]

由此可見，《明鏡》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爾烏斯和列寧之間的區別，以蒙誘讀者。用德國的錢，帕爾烏斯的確成功地在俄國組織了一些罷工，這也是《明鏡》周刊津津樂道的故事，但是這些錢并沒有導致他許諾的俄國革命的爆發。而且，《明鏡》沒有說的是，由此對他的巨額投資在德國政府內部引起強烈爭議和懷疑，錢是否給錯了？[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 更沒有證據說明，這些錢與列寧究竟有何關系？

1917年2月革命爆發，帕爾烏斯建議德國把各種俄國流亡的政治反對勢力運送到俄國，以激發俄國革命。這一建議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帕爾烏斯就成了操盤手。4月13日，一批俄國流亡革命者到達斯德哥爾摩，其中包括列寧。這時，帕爾烏斯已經等在那里，因為想見列寧。但是列寧拒絕見他，只是通過中間人傳話。帕爾烏斯告訴列寧德、俄之間需要和平，并詢問列寧的政治方案，列寧回答道：他對外交不感興趣，他的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這讓帕爾烏斯很惱怒，根據后來他自己的證詞，他通過中間人警告列寧說：也許他會繼續領導暴動，但是如果他對政治手腕不感興趣，他就會淪為我手上的工具（he may go on agitating; but if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statesmanship ,then he will become a tool in my hands）！[ Ibid，p216.] 事實上，在關于德、俄之間的停戰問題上，兩人從來沒有站在一個立場上，列寧關于停戰的主張從來不是秘密，那就是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也是第二國際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共同的政治訴求。而帕爾烏斯構想的卻是德國對歐洲與俄國的控制，是徹底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行徑，這正是列寧致力于斗爭的對立面，詳見下文。

列寧回國之后，在列寧與布爾什維克設在斯德哥爾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經費依然是主要議題。推測列寧獲得過帕爾烏斯設法經過波蘭社會主義者之手交付的資助，唯一的證據也只是列寧感謝一位波蘭社會主義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爾烏斯的聯系人，列寧感謝收到了2000盧布的資助！[ Ibid，p221.] 區區2000盧布，列寧還要親筆寫信感謝。此一證據實在無力，甚至有反證的危險，連《明鏡》也棄而不用。

這里需要再次回顧一下“七月事變”。7月1日俄臨時政府組織一戰前線進攻以慘敗告終，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陸海軍士兵。7月3日，自發的游行示威開始，但并沒有發展成為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行動。列寧認為當時俄國革命危機尚未成熟，不贊成武裝行動，3日下午4時，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勸阻群眾。但是示威已經開始，制止已不可能。3日夜晚，布爾什維克中央同彼得堡委員會和軍事組織一起決定參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導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方向去。列寧聞訊后于7月4日晨趕回彼得格勒，參加了4號50多萬人的游行示威，并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陽臺上向游行的水兵發表了演說，要求群眾沉著、堅定和警惕。當局派軍隊鎮壓，與示威群眾發生沖突，死56人。布爾什維克黨于5日發表停止游行示威的號召書。7月4—6日，《真理報》編輯部和印刷廠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辦公處所被搗毀。7月5日，《現代言論報》刊登了對列寧德奸的誹謗，而《真理報》已于前一天被搗毀，使其無法發出反駁的聲音。7月6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工人被解除武裝，革命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被調出首都，派往前線。七月事變后，政權完全轉入反革命的臨時政府手中，二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終止，蘇維埃成了附屬品，革命和平發展時期告終。

1917年7月６日，通過改名為《〈真理報〉小報》出了一號，代替當天應出的《真理報》，以《堅定和沉著》為題刊載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軍事組織的號召書，還刊載了列寧《政權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幫報紙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誹謗和事實》、《接近了本質》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嗎？》等文，對臨時政府的暴行和誹謗進行了批駁。列寧6—7日再次聲明《德雷福斯案件重演》，集中地反駁了臨時政府的誣陷，其中特別說明了與帕爾烏斯的關系：

新舊手法兼施并用，——這就是沙皇政府進行剝削和鎮壓的一貫手段，共和制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反革命資產階級在對各族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進行政治迫害時，總是還要進行極端卑鄙的誹謗，在報刊上展開“攻勢”，同法國教權派和君主派的報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勢一模一樣。

要不惜一切給德雷福斯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那時的暗號。要不惜一切給某個布爾什維克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現在的暗號。卑鄙地誹謗，顛倒是非，漫天撒謊，挖空心思地混淆讀者視聽，——所有這些手法，黃色報紙和一切資產階級報紙都在非常賣力地采用。他們的嚎叫簡直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別說論據，有時就連叫些什么也聽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們共和國上演德雷福斯案件時采用的幾種手法。最初他們“搬出”三個主要“論據”：葉爾莫連科；科茲洛夫斯基的2000萬；同帕爾烏斯的關系。

第二天，鼓吹行兇的主要報紙《現代言論報》就刊登了兩點“更正”，承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不是被人收買，而是狂熱分子，同時把2000萬改成了2萬。另一家報紙則說葉爾莫連科的證詞是次要的。

我們在7月6日的《〈真理報〉小報》上已經指出，葉爾莫連科的證詞完全是荒誕無稽的。顯然，他的證詞已不便再引用了。

同一號《〈真理報〉小報》還刊登了科茲洛夫斯基駁斥誹謗的一封信。遭到駁斥之后，2000萬減到了2萬，但仍然沒有說出確切數字，而是用了一個“整數”！

他們把帕爾烏斯扯在里面，竭力捏造說帕爾烏斯同布爾什維克有某種聯系。其實正是布爾什維克，早在日內瓦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就把他叫作叛徒［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7卷《墮落到了極點》。——原編者注］，把他當作德國的普列漢諾夫無情地加以斥責，永遠排除了同這種社會沙文主義者進行任何接觸的一切可能。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有瑞典左派社會黨人參加的斯德哥爾摩歡迎大會上，不僅斷然拒絕同帕爾烏斯交談，而且不讓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來賓身分參加大會。

加涅茨基是經商的，他供職的那家公司有帕爾烏斯的股份。有關商務和錢財的通信當然要經過郵檢機關，而且完全能夠徹底加以檢查。有人卻毫無根據地竭力把商務同政治攪在一起！！

甚至還有這樣可笑的事情：有人指責《真理報》，就因為《真理報》發給瑞典及其他國家社會黨報紙的電訊（當然也經過郵檢機關，這個機關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德國報紙也轉載了，有時還加以歪曲！好象電訊被人轉載或者遭到惡意的歪曲也應當受指責似的！

這是地地道道的德雷福斯案件，采取撒謊和誹謗的攻勢是基于瘋狂的政治仇恨……但是，用散布誹謗來代替思想斗爭的謠言制造者該是多么卑鄙啊！[　列寧：《德雷福斯案件重演》，《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4-406頁。]

事實上，七月事變之后，列寧“德奸案”中臨時政府公布的文件中，帕爾烏斯就已經卷入其中，被作為列寧德奸的主要同盟，這一點從來就不是《明鏡》的功勞和發明。帕爾烏斯為此發表了一個聲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還將繼續支持俄國革命，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用所有能夠使用的方式。你們這些瘋子，為什么要擔心我把錢給列寧？列寧和其他你們指控的人，從來沒有要求或者接受從我這里來的錢，無論是借款還是贈送。但是我給予了他們，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錢和炸藥更有效的東西。我屬于這些人中的一員，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獻給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心，這是你們現在想摧毀的，但注定要失敗的。[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托洛茨基則于7月8日在高爾基主辦的《新生活報》上迅速刊登了《帕爾烏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編輯部的一封信》：

在俄國社會主義刊物上，我第一個揭露了帕爾烏斯與德國帝國主義的不光彩的聯系，確認它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與革命榮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號召全體俄國社會主義與帕爾烏斯斷絕所有政治聯系；

我的一篇這種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報》（1915年2月）上，并被彼得格勒雜志《當代世界》所轉載；

……

從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戰爭期間我與帕爾烏斯沒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個人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系，所有相反的斷言都是謊言和誹謗。[ 《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譯，第180-181頁，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后來，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第四章 “大誣蔑的一個月”中更詳細地追敘道：

一個叫做布爾斯坦的人，正式稱為商人，叫臨時政府去注意“帕爾烏斯主持的一個德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帕爾烏斯是一個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屬于俄國人血統。依照布爾斯坦作證的話，列寧和這個機關聯系，經過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這兩個波蘭革命家之手。克倫斯基后來寫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質，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質。——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國來，在邊境被捕之后，就可以絕對無問題地證實了，而且變為法律上確定有效的證據，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總干部。”克倫斯基預先知道了，這些材料將變成什么東西！

商人布爾斯坦的供詞，牽涉到甘涅茨基與加茨洛夫斯基在兩地——彼得格勒與斯德哥爾摩——的生意。看來，這一戰時商業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與政治無關。布爾什維克黨與這筆買賣無關。列寧和托洛茨基曾書面揭露帕爾烏斯是個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爛貨，并號召俄國革命黨人與他斷絕一切關系。但是在事變漩渦中的人，哪個有功夫來細察所有這些事情呢？一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這句話就夠了。

……

列寧經過德國回來，此事供給愛國派煽惑以永不竭盡的藉口。但是資產階級報紙，好像證明：愛國主義無疑是它們政策之中一個柔順的工具，當列寧初來時候，它們用虛偽的善意歡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會政綱之后，才肆無忌憚地罵列寧“親德”。它們認為，“土地，面包與和平，”這類口號，列寧只能從德國帶來。[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辛子陵一口咬定說列寧的自我辯護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赫爾方特沒有出現，這是怎樣的一種大無畏精神？其實，在《明鏡》周刊的報導中，有兩次提到帕爾烏斯：他被喚作“Parvus”（小個子）嘲諷地暗示他的那相當肥胖的身軀 、亞歷山大·帕爾弗斯（即小個子，黑爾凡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稱），——但是《明鏡》完全不提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誣陷之后針對帕爾烏斯的反駁，就像完全不提凱南對“西森檔案”的考證一樣。無論從左從右，只要不符合其結論，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這樣一種《明鏡》式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鼓勵了辛先生的無知無畏。其實，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寧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誤導，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寧究竟如何說。然而，建立在如此謬誤基礎上的宣講，卻能夠獲得大量喝彩，這才是需要正視的現實：為什么今天撒謊、誹謗和謠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讀列寧的上述批駁具有了新的意義。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爾烏斯曾敦促德國外交部以一個沒有附加條件和補償要求的和平協定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談判。他認為，列寧政權之所以對談判持保留態度，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還在等待奧匈帝國和德國境內的革命爆發。然而，新生的蘇俄對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大罷工的呼吁，德國社會民主黨各派均很冷淡，他們認為不能在這個緊要戰爭關頭從背后刺傷德意志帝國，頂多是促使德國與蘇維埃的和平談判。在斯德哥爾摩與蘇維埃代表拉狄克秘密會見時，帕爾烏斯希望列寧能允許他回到俄國，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內受到懷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并且接受審判。[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239，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與此同時，柏林的德國總參部已經要求情報部門嚴密監控帕爾烏斯的行為，特別是所有往來的電報，德國政府明確阻止帕爾烏斯追求自己獨立的政治目標，他也意識到已經不可能讓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外交部合作來進行與俄國的和平談判。

列寧對帕爾烏斯的回國請求予以堅決拒絕，他回復說：“革命的動機不能被骯臟的手玷污”（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should not be touched by dirty hands）[ Ibid，p246.]。之后，帕爾烏斯加強了與德國政府合作的反蘇維埃立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期間，他積極建言建策，提出俄國很容易用軍事制服和分割，這樣就不用和蘇維埃再進行和平談判。俄國消滅了，法國打敗了，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德國就可以主宰歐洲。這時，他的主張不僅和1941年的希特勒相呼應，而且已經與列寧及其蘇維埃徹底為敵。[ Ibid，pp250-251.] 由此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蘇維埃政權是德國財政通過帕爾烏斯來支持的，是毫無根據的天方夜譚。

相反，1917年12月20，蘇聯成立“契卡”，26日蘇聯政府撥款二百萬盧布以支援西歐革命。之后，蘇聯把銀行收歸國有。帕爾烏斯認為這些措施會激起國內反抗，便開始動員和鼓動國內外反動勢力去攻擊和孤立蘇俄，以制造最嚴酷的壓力。他認為，俄國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銀行的國有化只有在高度工業化發展的國家才是有意義的，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認知錯誤。他譴責列寧的政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少數人的軍事專政，是對歐洲光榮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辱罵，蘇維埃更像是一個猶太人的陰謀，而不是現代民主。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之后，他對蘇維埃的批判更加尖刻。在與德、奧外交官的私下交談中，他擔心德國喪失對東線的經濟制裁，會對今后的德俄關系產生災難性影響。公開場合，他則譴責簽署條約的蘇維埃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蒙羞，強化了德國鼓吹軍事力量的政黨，參加談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為這個“革命沙文主義”的條約承擔主要責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國和蘇維埃都很快垮臺，德國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對于俄國，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蘇維埃。[ Ibid，pp251-253.]

所有的這一切，其實正驗證了列寧之前對其德國沙文主義的批判。而帕爾烏斯就此對蘇俄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羅莎·盧森堡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國際主義立場。今天，試圖向歐洲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右派認祖歸宗的辛子陵等諸先生們，其實應該先拜謝這位德皇間諜“赫爾方特”先生，今天辛子陵等人的觀點不過都是在向他致以遙遠的敬意，——多么諷刺的歷史畫卷，它揭示了歐洲第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與今天中國右翼自由主義之間（今天他們正在把自己改稱為“左翼自由主義”，以爭奪左翼的大旗），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系！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解除了德國在東線的壓力之后，德對俄的政策是保持控制和經濟滲透，7月繼任的國務卿Hintze如此總結：

我們在東部需要的是什么？俄國的軍事癱瘓。蘇維埃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能更好地關照這一點，不需要我們出一個人和一分錢。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或其他俄國人愛我們，事實上，我們把他們的國家像對待一只橘子一樣擠壓，這就是我們做的。我們不是與蘇維埃合作，我們是壓榨它。這就是政治的意義。[ Ibid，p254.]

德國戰敗后，帕爾烏斯的政治生命也隨著一戰和德意志帝國的覆滅而喪失。1918年11月，他去瑞士隱居后被驅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認為是第二國際最有才能的大腦，這自然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右翼陣營的一個評價。

但是在第三國際，在蘇俄社會主義陣營，一戰之后的帕爾烏斯早已經是德國社會沙文主義的骯臟之手。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刊登了一條發自華沙的電訊，介紹帕爾烏斯的小冊子《挽救經濟的道路》，但沒有察覺到這本小冊子是為德帝國主義侵略東歐、對蘇維埃俄國各族人民進行殖民奴役的計劃辯護的。列寧發現后很憤怒，2月4日在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轉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中說：

建議追查是誰最近在報上登載了介紹帕爾烏斯作品的電訊。

在查明責任者之后，建議給予羅斯塔社該部負責人以嚴重警告處分，并撤掉負有直接責任的記者的職務，因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衛分子才會把我們的報紙變成替帕爾烏斯這樣的惡棍作廣告的工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8日通過了列寧的建議；經過調查后又于3月11日通過了列寧提出的決定。[ 《關于登載介紹帕爾烏斯小冊子的電訊》，《列寧全集》，第42卷，406-408頁。]　

帕爾烏斯死后，《真理報》評論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國際的象征：“第二國際的整個政策，從革命的決定(五一節)到支持沾滿血污的資本主義止，都在這個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機家、艾伯特的顧問終的人身上得到了體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實際行動都已經與帕爾烏斯為代表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社會沙文主義全面決裂。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寧的建議下，經過黨內討論，社會民主工黨（布）改名為共產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歐洲社會沙文主義的路線斗爭，正是帕爾烏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變之后，特別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這兩條路線斗爭最激烈的時候。事實上，這時的帕爾烏斯已經完全成為蘇俄公敵。試圖通過這只骯臟的手，在九十年之后再行誣陷列寧與十月革命，不過是黔驢技窮的一種媒體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一些左翼網站對《明鏡》周刊的文章做了反駁，一篇標題為：“ 一個購買的革命還是一個購買的新聞？《明鏡》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另一篇標題為：“《明鏡》何以是錯的？”[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 除了指出其證據薄弱，也從歷史的脈絡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邏輯根本不是德國可以用錢購買的，這篇文章不過是右翼意識形態的炒作。

的確，《明鏡》周刊的這篇文章正是喪失基本學術品格的媒體“翻案史學”的代表作品。盡管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上，作為發行110萬冊以上的老牌歐洲時政主流雜志，《明鏡》周刊以自己擁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實核查團隊而自豪，相對于250人左右的采編隊伍，具有事實核查功能的檔案部有100人之多，其中35人做資料歸檔工作，65人同時兼做研究與事實核查。[ 丘濂：《解密德國<明鏡>周刊事實核查部》,《中國記者》2013年11期。] 但為什么被中國的媒體人所羨艷的事實核查團隊卻不能就《明鏡》周刊自2006年以來大量的反華報道，以及此次列寧德奸案報道，對基本事實的違背起糾正作用？這就已經不是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所能夠解釋的。在專業主義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場和利益扮演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聞專業主義往往淪為這種政治立場合法化的遮羞布，這才是關鍵問題。

正如托洛茨基在上個世紀的判斷：

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進攻布爾什維克派之中，一切統治勢力，政府，法院，反間諜，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蘇維埃占多數的黨派，他們的報紙，他們的演說家，——都構成一個龐大的整體。他們相互間的歧異，猶如音樂合奏之中各種樂器的不同聲調，只有加強一般的效果。兩個無聊的人的笨拙的發明，居然高升為一個歷史因素。誣蔑的話如同尼亞加拉瀑布傾瀉下來。倘若你注意到那個背景——戰爭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幾百萬群眾的革命領袖，他們正在領導自己的黨走上政權——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說：1917年7月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誣蔑之月了。[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這個漫長的“污蔑之月”并沒有結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什么1917年七月在后蘇聯、后冷戰時代會獲得新的生命？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正是，作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作為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僅活著，而且“崛起”。如果我們真正需要從歷史的視野之中理解這一事件，就必須回到十月革命所開辟的世界歷史的新時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