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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誰是“赫爾方特”（Helphand）？

回到這篇長達十一頁的《明鏡》周刊的報道。

它其實是一篇特稿，或者說間諜小說，充滿了推測和臆想。文章開篇便宣稱：“沒有威廉二世對列寧的幫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發生。更有甚者：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幾乎不會度過掌權后決定性的第一年。估計也就不會有蘇聯，不會有后來共產主義的發展，大概也就不會有幾百萬古拉格群島死者的控訴了”，“柏林用馬克、彈藥、武器支持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和其他革命者達四年之久并以此為終結沙皇王朝做出了貢獻。單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項，到1917年為止瑞士銀行的戶頭結單，至少有二千六百萬馬克，折合成今天的貨幣價值在七千五百萬歐元。”

今天，這種鐮刀與王冠之間的世界歷史上的聯盟幾乎完全被忘卻了，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出現過對這個題目出色的研究。當然仍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德國對布爾什維克支持的規模。因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據在審計之后都被銷毀了。《明鏡》做了這件事并在全歐洲十幾個檔案館進行調查研究時偶然發現了迄今為止尚不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過的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魯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檔案以及俄國檔案中的附注，瑞士銀行的戶頭結單 。[ 網民李士勛翻譯：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于此博客。]

令人疑竇叢生的是，通篇沒有一句提及“西森檔案”，它是否屬于所謂“出色的研究”中？如果不是，這些出色“研究”究竟是什么？是否因為凱南對“西森檔案”的徹底調查已經使得《明鏡》必須完全避開這個名詞？是否意味著要做翻案文章必須另起爐灶？不錯，爐灶必須重起于一戰時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正是在這里，錯綜復雜的政治力量得以交鋒。

值得注意的是，《明鏡》承認七月事變與列寧“德奸”案有直接關系：

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像列寧一樣是一位律師，不過他1970年才在流亡中死于美國）領導的臨時政府，在好戰的黨內積極分子試圖進行一次政變之后，曾于七月中旬給布爾什維克一次沉重的打擊。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被逮捕，報紙被禁，十幾個人受到審判。當時也是因為德國的錢。[ 同上。]

在西森檔案徹底破產之后，《明鏡》“偶然發現”的究竟是什么樣的“鐵證”？另起爐灶的看點就在于，文章濃墨重彩地塑造了一個叫做亞歷山大·黑爾凡特（Alexander Helphand）的間諜與德皇政府的關系。而涉及列寧的部分是這樣的：

幾乎不能想象，列寧沒有利用這個網絡向彼得格勒輸送金錢或者也將一部分在俄國的收益轉入黨的金庫。很說明問題的是后來人們在列寧的狹長地址簿上發現了黑爾凡特公司的地址。瑞典的調查卷宗里寫著總經理費爾斯滕貝格定期前往俄國。

通篇搜索下來，其實都是“想象”大于實證。

所有“偶然發現”的新“資料”，只是證明德國試圖支持俄國反對勢力黑爾凡特，并不能證明列寧從黑爾凡特手中直接得到資助，——這一證據已經被尋找了將近一個世紀！“很能說明問題”的證據，卻根本不是證據，即列寧的地址薄中有黑爾凡特公司的地址，即便這一孤證《明鏡》也沒有給出來源。該文偷換概念，其實玩了一個空心湯團的把戲。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看，也是一篇有嚴重缺陷的違背報道基本原則的特稿，與《黃色間諜》的報道方式殊途同歸。

有趣的是，號稱調查了十幾個檔案館得出結論的文章，最后的注腳只有五條，其中三條來自已經出版的書，包括一本1964年出版的德文傳記《革命的海盜：帕爾烏斯—黑爾凡特》[ Winfried B. Scharlau,、Zbynek A. Zeman（ 威爾弗里德.B.沙爾勞，茨比內克.A.齊曼）: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 Parvus - Helphand，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ln 1964;]。該書兩位作者A. B. Zeman，W. B. Scharlau在1965年以《革命的商人:亞歷山大·黑爾凡特（帕爾烏斯）1867-1924》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了英文版。[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請記住作者之一齊曼（A. B. Zeman），我們后面還會碰到他主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1915年至1918年的檔案資料》在《炎黃春秋》雜志中的出現。這些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幾十年前的“出色研究”？但是該傳記并沒有證明黑爾凡特給了列寧大量經費，兩位作者也不認為列寧是德國的間諜。

五個注腳的另一條來自2007年《明鏡》周刊自己的報道；只有一條是所謂證據：一張收劇：“1915年12月29日，從德國駐哥本哈根公使手中得到資助俄國革命運動的一百萬盧布（……）紙幣。A.黑爾凡特博士”，但是該證據同樣不能證明它與列寧有直接關系，詳見下文。

《明鏡》這篇文章作者多達六位，但沒有一位是在高校任職的專業歷史學家。排名第一的Wiegrefe, Klaus是《明鏡》周刊作家，自1997年始是該刊歷史版的負責人。Altenh?ner, Florian是自由職業的歷史學家。排名靠后的幾位作者也都不是在大學工作，沒有教職，網上也沒有比較詳細的個人簡介。

那么，這個神秘的“黑爾凡特（赫爾方特）”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事實上，這個以“帕爾烏斯”更為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史所熟知的名字，根本不是《明鏡》發掘出來的。帕爾烏斯（Parvus）是赫爾方特1894年在考茨基創辦的德國著名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Die Neue Zeit）上發表文章的筆名[ Ibid，pp28-29.  ]。他是1867年出生于俄國的猶太人，后移居德國參加了社會民主黨，是早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論家，曾與羅莎·盧森堡等一代左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交往密切。

在中文學術界，鄭異凡1984年根據上述1964年德文版傳記，發現他是最早對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人。1898年初, 帕爾烏斯就在其主編的《薩克森工人報》上連續寫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機會主義。他反伯恩施坦的斗爭得到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普列漢諾夫在給考茨基的公開信《我們為什么感謝他？》中高度評價了帕爾烏斯在反伯恩施坦主義中的作用, 他不同意考茨基所說的和伯恩施坦的斗爭“只是現在才開始”，“因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問題在帕爾烏斯的論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決了。這是帕爾烏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所立的一個大功勞”。帕爾烏斯的斗爭也引起列寧的重視，1899年9 月1 日列寧在流放地寫信給媽媽, 要妹妹瑪麗亞設法給他寄去1898年的《薩克森工人報》,包括帕爾烏斯反對伯恩施坦的文章,和刊有普列漢諾夫《我們為什么感謝他? 》一文的報紙。[ 鄭異凡：《帕爾烏斯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批判》，《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1984年02期，第145-151頁。]1900年與列寧第一次在慕尼黑見面，彼此在理論上已經互相欣賞。[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56-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他在流亡的俄國社會主義者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兩個圈子之間起了很多溝通作用。

帕爾烏斯1904年2月開始為《火星報》撰寫系列文章《戰爭與革命》，表現出極大的理論洞察力，預告日俄戰爭之后就是俄國革命的時代，預告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他提出可以利用外部戰爭來激發內部的反抗和革命，并且從馬克思那里引發出“繼續革命”的策略，這組文章也深刻地影響了托洛茨基，后來被托洛茨基發展成著名的繼續革命理論。帕爾烏斯認為“俄國的革命會動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俄國工人階級將擔任社會革命的先鋒隊的角色。”[ Ibid，p64.  ] 當時德國的反間諜組織也滲透到社會主義機構中，他預測日俄戰爭俄國會輸掉戰爭，然后引發動亂與革命，——他的準確預言，使得德國情報部門認為可以用他來反沙皇。

[ 照片轉自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p68.]

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帕爾烏斯回到圣彼得堡進行革命活動，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與托洛茨基一起被捕，在監獄留下了一張著名的與托洛茨基等人的合影。他在被判三年流放西伯利亞后逃回德國。由于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斗爭和策略失望，并且卷入與高爾基和俄國社會民主黨關于《在底層》戲劇出版的經費糾紛，名譽受損。為此，1910年他離開德國去了維也納，后由此去了土耳其。在德國總參部的支持下，在巴爾干戰爭中通過做軍火生意獲利頗豐，并成為土耳其青年黨的財政與政治顧問，也是其軍隊的糧食供應商。在親德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據自己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他從理論上闡明道，分解俄國、使俄國在一戰中失敗就是最好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他認為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目標上，社會主義者可以與德國政府在策略上合作，雖然動機完全不同。[ Ibid，p136.]

在當時的帕爾烏斯看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派別林立，任何一派都沒有能力組織一場大罷工，因此可以在德國支持下，使所有的社會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這樣俄國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猶太人組織崩得（Band，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烏克蘭Spilka黨，波蘭的兩個社會民主黨，以及立陶宛和芬蘭的社民黨，就可以在一個中立國召開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大會，他認為這是最好的方式：一個世界主義視野中的反沙皇力量大聯合，在此藍圖中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占有重要的位置。他還曾設想通過德意志帝國的幫助，使得社會主義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 Ibid，p147-150.] 在德國外交部與帕爾烏斯的聯盟中，其實雙方都意識到彼此在冒險，一個要的是東線的停戰，一個要的是革命與社會主義。帕爾烏斯希望一方面聯合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結成統一戰線反對沙皇，另一方面讓俄國內部的社會主義政黨以宣傳、罷工和破壞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國家垮臺。

他通過土耳其德國大使給德國情報部遞交了一份二十多頁的報告，提出以德國政府支持的大罷工使俄國癱瘓，支持俄國社會勞動黨、支持各民族地區獨立、支持反對沙皇的作家。特別是烏克蘭，它是帝國的基石，一旦被搬走，帝國就會崩潰。四分之一世紀之后，納粹準確地執行了這個計劃。[ Ibid，p160.] 半個世紀后蘇聯的瓦解，也正是與烏克蘭獨立互為前提，美國在烏克蘭公投前承諾會盡快承認其獨立，正是推動烏克蘭獨立的重要因素。而今天的克里米亞危機，不過是二十世紀最敏感的地緣政治的歷史延伸。帕爾烏斯也對芬蘭寄以同樣的希望，芬蘭曾在1809年被沙皇俄國兼并，十月革命之后，是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根據民族自決原則于1917年12月18日頒布法令，承認芬蘭獨立。帕爾烏斯對于高加索地區不樂觀，這里的獨立運動比較碎片化，他建議土耳其政府支持高加索的穆斯林在當地基督徒的幫助下對俄國發動圣戰，他希望美國人和格魯吉亞人都能夠大力協助，通過烏克蘭獨立運動，土耳其可以引導北高加索的哈薩克人暴動。這的確是一份有預見性的建議。

但是，這些主張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引發的是懷疑與質疑，社民黨主席Hugo Haase甚至警告同志們不要與帕爾烏斯有任何接觸，他被懷疑是俄國間諜，或者土耳其間諜。羅莎·盧森堡與她絕交，李卜克內西、蔡特金等過去的激進左派社會主義老朋友都不再待見他。蔡特金是在他當初與伯恩斯坦做斗爭時唯一站在他一邊的老朋友，現在罵他是“帝國主義的婊子”，把自己出賣給德皇政府。他與德國社會主義左翼的分裂由此開始，并從此分道揚鑣。[ Ibid，pp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