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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燕婷】

9月27日以色列空襲貝魯特后，以軍與真主黨都在28日確認黎巴嫩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的死訊。

這是9月黎巴嫩情勢升級的直接結果。先是9月17日、18日的傳呼機與對講機爆炸，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真主黨相對安全的通訊設備，迫使前者恢復使用手機等易被攔截渠道，再來就是以色列借此發動的一系列斬首行動：

20日擊殺真主黨拉德萬部隊指揮官易卜拉欣·阿基爾，24日擊殺真主黨火箭和導彈部隊指揮官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卡比西，以及卡比西的副手阿巴斯·色拉菲丁與真主黨導彈部門高級指揮官侯賽因·埃茲丁，接下來就是27日的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

當然，這些過程也對黎巴嫩平民造成了不少“附帶損害”。

接下來，以色列將有極高機率對黎巴嫩發起地面行動，也就是派遣部隊入侵黎南。25日，以色列總參謀長赫爾齊·哈勒維已經表示，空襲黎巴嫩是為“以色列軍隊進入該地做準備”；26日，以色列空軍司令托梅爾·巴爾也稱，“空軍正準備為黎巴嫩地面行動提供空中支援”。內塔尼亞胡同樣表示，以色列正在尋求擊敗黎巴嫩真主黨、摧毀加沙哈馬斯，目的不只是“讓北境人民回家”，更是要“從根本上改變中東的安全格局”。

確實，真主黨不只是以色列北境的重大威脅，也是伊朗“抵抗軸心”的重要支點，既為德黑蘭訓練派往伊拉克、敘利亞、胡塞武裝的戰斗人員，也將自身力量部署到敘利亞支持阿薩德政權。

如果真主黨真因以色列的打擊或入侵而被嚴重削弱，這當然會沖擊伊朗的地緣布局，也將連帶影響經營敘利亞的俄羅斯。

問題是，即便內塔尼亞胡能夠做到，這也不代表以色列就能笑到最后，支持以色列的美國也是如此。

以色列：不是在戰場就是在前往戰場的路上

首先是以色列。

擊殺納斯魯拉當然是以色列的重大戰略勝利。因為真主黨長年以來都是以色列北境的最大安全威脅，而納斯魯拉的領導以及伊朗的長期支持，更讓真主黨成為黎巴嫩內部的重要軍事和政治力量。

如今納斯魯拉一夕身亡，真主黨短期之內不易找到同等影響力的領導者，加上高層指揮官接連被殺，可能導致真主黨陷入一段時間的戰略混亂。以色列剛好趁機升高對黎巴嫩的攻勢，一鼓作氣削弱真主黨的軍事力量。

此外，擊殺納斯魯拉也有助提升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支持度。畢竟在加沙戰爭同步進行的背景下，以色列民意整體還是支持政府的強硬措施，內塔尼亞胡完全可以借機宣傳：“擊殺納斯魯拉”是保護國家安全的重要里程碑，是以軍面對真主黨的重大勝利。這種操作能在短期內提升內塔尼亞胡的威望，連帶惠及其所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史上最右”的右翼內閣，并在未來一段時間為以色列的對外軍事行動、以巴問題強硬立場保駕護航。

內塔尼亞胡在紐約和以色列國內通話視覺中國

問題是，這種做法雖改善了短期安全，卻沒有降低長期風險。早在1992年，以色列就成功擊殺時任真主黨領袖阿巴斯·穆薩維，并在1993年、1996年發起對黎軍事行動，基本上每次真主黨都承諾“不會再對以色列北境發動火箭襲擊”，但可想而知這種承諾的持續時間都不會太長；且當時以色列還在黎巴嫩南部維持軍事占領、建立緩沖區，卻同樣阻止不了真主黨的越境打擊。

最后以軍因為傷亡慘重、國內壓力而被迫撤出，真主黨與時任領袖納斯魯拉則因“終結以色列占領”，而被黎巴嫩民眾贊為國家英雄。

如今類似劇本還是可能重演。納斯魯拉之死，當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真主黨的短期協調與行動，卻也可能促成真主黨內部更加激進的派系上位，增加以色列北境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長期風險。

且歷史已經證明，只要真主黨提升打擊火力與射程，“緩沖區”的存在其實緩不濟急，而以色列即便入侵占領黎南，只要沒有徹底清剿真主黨，北境就還是被真主黨的威脅陰影所籠罩。

此外正如筆者此前所述，以色列突然加大對黎巴嫩與真主黨的打擊，關鍵原因還是加沙泥淖已經浮現：以色列民意不滿內塔尼亞胡救不回人質、以色列軍隊至今還是無法徹底摧毀哈馬斯，這才迫使內塔尼亞胡將戰線北移來“轉移視線”。

但這樣一來問題還是不會解決。以色列入侵雖可能在短期內造成真主黨損失，但作為一個具有深厚社會基礎的非國家武裝組織，真主黨還是有機會招募更多志愿者參加戰斗，不論是從黎巴嫩還是其他“抵抗軸心”板塊。

而以色列發動入侵后，就立刻會面臨長期占領與軍事駐扎的投入壓力，這對其國內經濟和軍隊士氣都是一大挑戰，畢竟加沙經驗已經證明，面對這種抵抗意志頑強的對手，以色列只能打持久戰，其結果就是消耗大量資源、付出輿論代價。

2024年9月29日，以色列上加利利地區，以色列軍隊的坦克部署以黎邊境視覺中國

且真主黨是規模遠大于哈馬斯的武裝組織，以色列血洗加沙一年都無法瓦解哈馬斯的抵抗意志，如今還要加開北線戰場，最后恐怕只會兩頭落空：哈馬斯因為真主黨“分擔火力”而存活，真主黨雖被削弱卻永遠“一息尚存”。

最終隨著時間過去，以色列還是要被迫以某種形式，結束在加沙與黎巴嫩的戰斗，屆時不論領導人是誰，都將面臨政壇與輿論的總檢討，不論理由是“太冒進”還是“太軟弱”。

同樣回到原點的，還有以色列的安全環境與對外關系。在巴以問題已和以色列-伊朗代理沖突高度糾纏的背景下，光是削弱哈馬斯與真主黨，其實不能保證以色列的永久安全；且2023年新一輪以巴沖突爆發前，以色列與沙特的建交協議原本已經提上日程。

如今阿拉伯世界輿論沸騰，王儲穆罕默德也只能被迫表示，“沙特將持續不懈努力，建立一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獨立巴勒斯坦國。我們也強調，王國不會在此之前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系。”以色列的全球形象重挫當然更加明顯，“中東納粹”之稱甚至在社群媒體上流傳。

整體來說，以色列與周遭敵對勢力的互動方式，往往傾向“殺戮換和平”的以戰止戰，但歷史也證明，這種和平似乎只是各方“養精蓄銳”的代名詞?，F在以色列當然能為納斯魯拉之死仰天大笑，但長期來看，這個國家不是在戰場、就是在前往戰場的路上，這種又哭又笑的情境，或許就是以色列永恒的戰略困境，也是建國以后便揮之不去的漫長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