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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色列的長期占領與殖民。調解法塔赫哈馬斯與斡旋沙特伊朗復交有一巨大差異，那就是后一組的行為者還是兩個正常國家，前一組的行為者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行為能力，對自身未來的控制權相對有限。

在西岸，以色列作為占領者，對巴勒斯坦政治與民生經濟擁有巨大話語權，歐美也用援助經濟勒緊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咽喉，阻止哈馬斯加入團結政府。以色列的立場自不待言，其從以前就不樂見哈馬斯存在，現在更無法容許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出現在西岸；歐美“捐助者”則一來偏袒以色列，二來不敢得罪猶太資本勢力，三來真的視哈馬斯為恐怖組織，所以始終與哈馬斯保持距離。

基本上這一點就殘酷表明，國際調解幾乎不可能真正落實，因為以色列發放的工作許可、國際捐助資金都是西岸巴勒斯坦人的重要生計來源，只要以色列與美國不允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基本上就不可能舉行包含哈馬斯在內的真正大選。這一力道從2006年“四方機制”不承認哈馬斯勝選那刻起，就一直持續至今。

2024年7月23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簽署《北京宣言》之前，會見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團團長阿魯勒（Mahmoud al-Aloul）。中國外交部網站

而這也解釋了，為何早期調解巴勒斯坦的行為者大多是阿拉伯國家，因為歐美根本不樂見雙方和解進行；阿拉伯國家雖也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捐助者，其份額占比卻持續下降，所能發揮的話語權當然也相當有限。據巴勒斯坦財政部表示，截至2010年8月，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獲得了5.83億美元的預算支持，其中只有22%來自阿拉伯國家，其余的都來自國際捐助者，且以歐盟和美國為主。

而哈馬斯雖被國際孤立，卻在近年成為伊朗“抵抗軸心”的一環。后者當然是哈馬斯存續的重要支柱，卻不是巴勒斯坦和解的積極參與方，其邏輯就與以色列、歐美類似：哈馬斯與法塔赫和解不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以色列看來，團結的巴勒斯坦將有更大能量反抗自己的殖民與占領，包括突破對加沙的經濟封鎖、抵御對西岸的持續滲透與割裂；在伊朗看來，團結的巴勒斯坦意味著哈馬斯有可能會為“顧全大局”而放下武裝，或至少降低與以色列的對峙，那么自己在加沙的多年投入等于一場徒勞。正因如此，即便伊朗、卡塔爾、埃及是中東少數能直接對話哈馬斯的國家，伊朗卻從未主導過類似進程。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領導人哈尼亞在伊朗訪問期間，與伊朗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會面。X@Khamenei_fa

再來是1993年《奧斯陸協議》、2006年大選后導致的分裂態勢。

如前所述，《奧斯陸協議》在巴勒斯坦內部制造出了兩條路徑，并被法塔赫與哈馬斯分別主導，雙方都在時間推移中產生了路徑依賴，之后2006年的大選動蕩便是分裂的全面爆發。不論是法塔赫與哈馬斯，都不太愿意為了團結而徹底消融政治主體，且雙方都在長年分裂中適應了新現實，建立屬于自己的龐大官僚機構、武裝部隊，這當然也會加劇統一的困難。

其實從過往無數和解協議也可發現，雙方雖然都在文件中承諾以巴解為唯一合法代表、同意組成團結民族政府，但真正到了細節談判階段，往往就很難實質推進，因為雙方都不愿意自己的官僚機構、安全部隊徹底歸入對方麾下，尤其法塔赫與哈馬斯都希望總理出身西岸或加沙，這點基本上很難在現有局面下找到共識：法塔赫認為只有自己才能爭取國際援助，理應成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與門面；哈馬斯則認為自己血戰多年，一肩扛起所有巴勒斯坦反抗事業的重擔，如今卻要聽命長期屈服以色列的法塔赫，是可忍孰不可忍。

了解完前述背景后再看《北京宣言》，這當然是巴勒斯坦和解的新一道曙光，但各方樂觀之余，也不能忽略阻礙和解的兩大背景：以色列長期占領、歐美不公衍生的援助經濟枷鎖，以及法塔赫與哈馬斯在《奧斯陸協議》后對于分裂路徑的持續依賴。

如今的加沙戰爭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哈馬斯、法塔赫內部和解派的話語權，尤其哈馬斯確實因為戰火遭受嚴重打擊，或許因此更有和解意愿，不會再像過往堅持某些底線與原則；但以色列占領、美歐偏袒的背景還是沒有改變，尤其以色列不只正在加沙大開殺戒，還第一時間譴責了《北京宣言》，其外長卡茲（Yisrael Katz）甚至公開放話：這份協議在現實情況下不會成真，因為哈馬斯的統治會被徹底擊垮，而阿巴斯只會遠遠看著加沙。

2024年7月23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簽署《北京宣言》之前，會見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團團長阿魯勒（Mahmoud al-Aloul）。中國外交部網站

與此同時，歐美也沒有改變立場的跡象。《北京宣言》問世后，歐美媒體最先關注的，不是檢討自己過去與現在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援助脅持，如何導致無數協議淪為廢紙，而是討論“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是否上升”，接著炒作兩大議題：這份協議只有象征意義、中國正在威脅中東秩序。前者更多是追念過去歐美殖民且宰制中東的歲月，后者則更多是要大炒中國威脅論，同時模糊自己同樣是以色列屠殺幫兇的現實。

從這點來看，《北京宣言》的問世與其說是要遂行某種政治野心，不如說是進一步揭露了現有霸權結構：從軍備、經濟援助、與以色列互動等各種角度來看，美國都是促成巴勒斯坦和解最有能量的一方，但華盛頓從來不進行類似努力，斡旋工作因此輪流落到話語權較次的不直接相關方身上，甚至因此屢屢失敗。

而今不直接牽涉以巴沖突的中國參與斡旋，不論《北京宣言》究竟能發揮什么效力，至少都為巴勒斯坦各方提供了對話平臺，讓長期流血受苦的人們有了共情瞬間，并為當下情境建構了相互接受、而非相互改造的安全社群，即便后續仍有諸多障礙難以突破，卻已是巴勒斯坦有意和解方所能爭取、且為數不多的難得溫暖。

而西方一不檢討自己長年阻礙巴勒斯坦和解的算計，二不正視自己持續資助以色列占領屠殺的現實，既諷刺才剛落地不久的《北京宣言》，又嘲笑不以援助經濟箝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也不因為哈馬斯存在而拒絕對話的中國，這種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甚至還在微小希望浮現后倒打一耙的姿態，無疑才是導致以巴沖突難止、人道精神難續的最大障礙。

《北京宣言》后，分裂的巴勒斯坦走向何方，這是戰火時局下的大哉問，或許也是對放任局勢發展至此者的沉痛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