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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燕婷】

2024年7月23日，經歷三日對話協商，巴勒斯坦14派別在北京共同簽署《關于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見證，埃及、阿爾及利亞、沙特、卡塔爾、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俄羅斯、土耳其也派遣駐華使節與代表出席。

根據王毅介紹，這次對話有以下收獲：最核心成果是明確巴解組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亮點是同意圍繞加沙戰后治理組建臨時民族和解政府，最強烈呼吁是要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實現巴勒斯坦真正的獨立建國。

同時，王毅再次強調中方針對加沙沖突的“三步走”倡議：第一步是推動加沙地帶盡快實現全面、持久、可持續停火，確保人道援助和救援準入，國際社會應在停火止戰問題上進一步凝聚合力；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則，攜手推進加沙戰后治理，國際社會應當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組建臨時民族共識政府，對加沙和約旦河西岸進行有效管控；第三步是推動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并著手落實“兩國方案”，各方應該支援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就此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

可以發現，《北京宣言》本身即是“三步走”倡議的一環。在中方藍圖中，“巴人治巴”是戰后加沙重建的基本原則，也是通往“兩國方案”的重要基石，而要實現前述愿景，結束巴勒斯坦分裂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起點。

只是正如王毅所說，和解雖是巴勒斯坦各派內部事務，卻也離不開國際社會支援。回顧過往，巴勒斯坦分裂方不只簽過一次和解協議，也不只接受過中國一方調解，盡管促和各方始終心懷期許，某些障礙卻是持續難解，無數過往協議也因此淪為空談。《北京宣言》當然是中國繼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后，在中東的又一次促和努力，不過其后續落實程度，恐怕正如復雜的加沙停火談判，需要更多國際力量的共同促成。

巴勒斯坦各派別內部和解對話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CGTN截圖

巴勒斯坦為什么分裂

首先觀察巴勒斯坦的分裂結構。

眾所周知，巴勒斯坦目前有兩個政府，一個在加沙、一個在約旦河西岸，雙方至今無法舉行共同大選，破碎的領土格局也導致巴勒斯坦缺乏權威聲音。其中，法塔赫（Fatah）、哈馬斯（Hamas）分別是最大兩派，雙方的長期不團結既有權斗考量，也有根植于歷史的結構原因。

法塔赫誕生于1950年代，是海外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產物，也共鳴了當時的全球反殖反霸思潮，其阿拉伯語名稱「???? ??????? ?????? ?????????」便意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1964年巴解組織在阿拉伯國家峰會期間成立后，法塔赫便逐漸與其匯流，并在1967年六日戰爭后成為巴解的主導力量，其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更在1969年接任巴解主席。

此后，法塔赫主導下的巴解明顯成為巴勒斯坦反抗運動代表：不僅阿拉伯石油出口國慷慨提供財政資助，在1973年的阿拉伯國家峰會上，阿拉伯聯盟也承認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的聯合國大會同樣跟進，并授予巴解組織觀察員地位。

哈馬斯則誕生于泛伊斯蘭主義思潮，這點由其全名“伊斯蘭抵抗運動”（???? ???????? ?????????）也可看出。1970年代，加沙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謝赫·艾哈邁德·亞辛 （Sheikh Ahmed Yassin）開始壯大影響力，并在以色列允許下成立慈善組織伊斯蘭中心（?????? ????????）。起初，亞辛等人并不直接抵抗以色列對加沙的占領，而是將矛頭對準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等世俗與左翼組織，以色列當然樂見這種場面，甚至一度鼓勵伊斯蘭主義者與巴解爭權。這種“分而治之”策略，一直持續到了1987年第一次大起義爆發、亞辛等人成立哈馬斯。

2024年6月25日，最新發布的綜合糧食安全階段（IPC）報告警告，由于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戰爭持續不斷，援助渠道受到限制，加沙地帶仍然處于饑荒預警狀態。IPC twitter

而從后續發展來看，以色列的自作聰明似乎有些適得其反：扶持伊斯蘭主義者確實分化了巴勒斯坦派系與領導層，但其結果并不是削弱巴勒斯坦整體的武裝反抗力量，而是催生了哈馬斯這個更激進派系。因此第一次大起義結束后，以色列便轉換策略，既以武力打擊哈馬斯，也利用哈馬斯的伊斯蘭屬性，把鎮壓殺戮定位成反恐戰爭，從而模糊自己非法占領的事實。

但基本上在這個時期，法塔赫與哈馬斯雖有分歧，卻更多是意識形態差異：法塔赫認為哈馬斯不夠現代化、也不務實，哈馬斯則認為法塔赫衰老疲累、只想結束戰斗。這種分歧并沒有上升到全然的政治與行政分裂，之后真正導致雙方分道揚鑣、勢不兩立的，還是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以及2006年的巴勒斯坦大選。

首先是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這一事件當然是以巴和平的里程碑，卻也是導致巴勒斯坦分裂的首要關鍵。一來，出于種種原因，奧斯陸進程下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缺乏政治與經濟主體性；二來，協議簽署從一開始就沒有取得巴勒斯坦內部共識，而是由法塔赫主導的巴解與美國、以色列共同進行，導致了哈馬斯等派系的后續反彈。

在《奧斯陸協議》簽署隔年，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于1994年正式成立。但有鑒于以色列的強勢存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實際“治理”空間相當有限；與此同時，由于以色列開始對巴勒斯坦工人與貨物實施嚴格的旅行限制、對西岸和加沙地帶實施嚴格的經濟政策，這導致巴勒斯坦不僅失去經濟獨立的可能，也變得嚴重依賴外國援助，并讓“捐助者”有能力左右巴勒斯坦政治。

在這種背景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被迫淪為殘廢組織，無法真正獨立決策，官員們幻想著打造現代化民族國家，實則重大事宜都受美國與以色列箝制。而作為主導者的法塔赫更是在奧斯陸進程后嚴重“毀容”：隨著時間推移，法塔赫幾乎完全仰賴捐助者的資金運作，其機構與決策范圍受到限制，其利益與以色列相互糾纏，腐敗與專權更是根深蒂固的丑陋現實。

而哈馬斯的角色同樣在《奧斯陸協議》后發生變化。打從一開始，哈馬斯就強烈反對《奧斯陸協議》，認為這是外部強加、以以色列為中心的西方議程，全然無視巴勒斯坦人民權益；之后和平進程期間，哈馬斯更與以色列持續爆發流血沖突，形成哈馬斯襲擊、以色列軍事打擊的惡性循環。這種循環無可避免加劇了巴勒斯坦的內部分裂，因為美國、以色列都在過程中不斷向法塔赫施壓，要求后者打擊哈馬斯。

只是哈馬斯雖被以色列、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共同壓制，卻沒有因此消亡，而是在困境下演化出了新面貌：由于老一輩領袖被大量暗殺與監禁，新一代精英順勢崛起，例如當今的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便是崛起于“后奧斯陸”的時空。而新一代哈馬斯干部普遍有一特征，那就是淡化早期的激進伊斯蘭色彩，在政治策略上傾向務實，這一轉變吸引到大量原本反感哈馬斯、如今更反感法塔赫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各領域的專業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壯大了哈馬斯的統治能量。

因此可以發現，盡管《奧斯陸協議》乘載不少和平愿景，結果卻是在巴勒斯坦內部裂解出了兩條路徑：第一條是以法塔赫、巴解、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為代表的奧斯陸進程派，這派雖有國際援助支持，卻在解放巴勒斯坦上成效有限，而且愈發不得民心；第二條是以哈馬斯為首的造反派，這派利用奧斯陸后的特殊時空，不斷增強影響力，并且逐步聚攏民心。

而這種分裂很快就在2006年大選后徹底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