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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小楓】

任何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都離不了史學，民主化的“全球史”學則讓我們看到，史學也最容易敗壞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品質。（編按：本文為全書第五部分最后的“余論”，民主化“全球史”學對教育品質的敗壞具體在第五部分的前文論及）

在今天看來，梁啟超當年呼喚“新史學”沒有錯，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誰來施行新的歷史教育，史學家應該具備何種精神素養？梁啟超沒有意識到，作為實證學科的西方現代史學讓搞“史”的人以為，他們掌握史料、知道歷史的“文獻”就等于有了“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

在《論史學對生活的利與弊》中，尼采一再強調的根本論點是：雖然對個人和民族的健康來說，“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較而言，“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更為重要。

我們將必須把在一定程度上非歷史地感受的能力視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為，在這種能力中才有某種正當的、健康的和偉大的東西，某種真正人性的東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長的基礎。（尼采，《觀察》，頁142—143）

嚴格來講，尼采這篇時論的標題當讀作“史學對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這篇時論寫于普法戰爭結束之后兩年。在普魯士王國及其鐵血宰相俾斯麥（1815 - 1898）帶領下，德意志人顯得相當輕松地打贏了這場戰爭，以至于德意志知識人滋生出一種樂觀情緒：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指日可待。在尼采看來，這種情緒是歷史意識短視和膚淺的體現。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更應該體現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僅僅是一場戰爭的勝負。否則，在下一場戰爭中，德意志人可能會一敗涂地。

尼采

可以說，尼采與梁啟超一樣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國民教育，而這種教育離不了史學：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史學，但我們需要它，卻不同于知識花園里那愛挑剔的閑逛者，盡管這種人會驕傲地俯視我們粗卑的、平淡無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史學來生存、來做事，而不是舒適地脫離生活和行動，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動。（尼采，《觀察》，頁133 - 134）

要理解這段話，我們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勸誡布克哈特，告訴他讓古典史學“非政治化”并轉向文化史學會有怎樣的不堪設想的后果。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學為生活服務這一前提下，人們才應該從事史學。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理解“生活和行動”，我們需要史學，但史學能夠理解“生活和行動”嗎？“生活和行動”的根本問題涉及何謂“正義”，史學能夠為我們提供判斷“生活和行動”是否正義的標準嗎？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確理解“生活和行動”的是古典史學，而不是作為一門實證學科的現代史學。古典史學（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過考察歷史上的事變探究人世的根本問題，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質，而非通過收集具有“客觀性”的歷史材料，尋找所謂歷史的“真實”。

四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分別論及德意志學界當時的神學、史學、哲學和藝術，都事關德國的人文 – 政治教育，與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的六個公開報告相呼應。神學是拉丁基督教歐洲文教體制中的傳統“王者”，自17世紀以來，新的哲學篡奪了“王者”地位，而到了19世紀，現代史學正在從哲學手中奪取王位。尼采指望通過恢復古典的“藝術感”來阻止現代史學的僭越行動，因此，我們在《論史學對生活的利與弊》中看到尼采大談“藝術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