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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以實踐為主的教學

在一個破舊旅館昏暗的燈光下，我坐在床上聽學生們的匯報。大多數學生圍坐在我床邊的地上。當時我帶領著20名大一新生在四川省西部的藏區上寫作研討課。

“你今天為什么沒有采到故事？”我問仇檀，一個來自北京的女生。我給她的任務是寫一篇關于藏族人計劃生育的故事。

“我坐了一天的拖拉機到山里的一個村子，見到了一些人，但是我沒找到跟村民說話的機會，我以前從來沒有跟陌生人說過話。”她說著，紅彤彤的臉蛋越發紅了起來。

接下來的整個晚上我都在用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20年的經驗，指導學生怎樣跟陌生人接觸和講話。

第二天晚上天黑了之后，我們都在餐桌旁緊張的等待仇檀，這時她突然跑了進來，大聲宣布說：“我有故事了。”

“一開始，村長很不愿意回答我關于計劃生育的問題。但是聊了一會兒之后，他向我透露了一個秘密：‘安全套對我們村子里的婦女來說從來都不管用。她們把所有的安全套都煮著吃了，可還是會懷孕。’”

大多數跟隨我的大篷車課堂旅行的學生都是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在過去的學習中他們更多是被動地接受知識和死記硬背課本，大多數人是第一次體驗這種實踐式教學。跟隨大篷車課堂旅行時，學生們會以兩三人的小組為單位行動。白天，學生們在邊遠山村走動并與陌生人說話。他們不僅學習與外部社會開展文化交流，還學會在小組內持續地交換想法和經驗。晚上，所有小組都回到營地之后（這個營地可能是一頂氈房、一間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館），整個班的人都會集合，匯報他們白天發現的一個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師以旁觀者和組織者的身份聽取學生們的報告。他并不會做出任何評判，但是會用指導性的問題打斷學生，來幫助他們找到故事的焦點，或是挖掘更多細節，或是形成一個更相關的寫作主題。

學生在大篷車課堂的學習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學徒”身份。學生與經驗豐富的記者和從業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與偉大的巴基斯坦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哈桑·丹尼教授在絲綢之路上旅行的兩年中，我一直把自己當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觀察他做田野調查，早上和晚上我都會幫助他搬運沉重的行李。我們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等地停留時，丹尼教授都會憑借自己對中亞歷史的廣泛了解，將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關的故事講給我聽，勾起我的好奇心，并讓我更加渴望閱讀、學習和寫作中亞的歷史和故事。

許多年后，我帶領著自己的學生行走在路上時，一直都以丹尼教授為榜樣。當大篷車課堂停留在塔克西拉、陽關、羅布泊、樓蘭、貝加爾湖、哈卡斯和圖瓦等重要地點時，我的大篷車課堂就會停下車輪和腳步，在當地找一塊草地、一頂蒙古包、一個古墓地、一座古城遺址，現場授課，盡我的力量激起學生對亞洲邊地的閱讀和寫作的興趣。

亞洲邊地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課堂，也是新聞學教育的一間巨大的實驗室。學生們閱讀、討論、聽我講課的地點不是在溫暖的教室，而是在長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內、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楊樹的樹陰下、集市的茶館里或者博物館的木乃伊旁邊。

與學生一起旅行時，教師的職責就是激發學生對所有他們看到、聽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學生記錄這些有意義的畫面、見過的人和聽到的話的過程中，教師應該提供持續的指導來幫助他們。

在大篷車課堂上路之前，學生們必須完成所有關于他們要寫作的地方的課前閱讀。不過課前閱讀對這些精通社交媒體的學生來說往往是一個問題。他們對人文歷史、地理類的書籍讀得越來越少。但是，為了能夠在采訪中提出正確的問題，并在荒涼的亞洲邊地寫出具有人文關懷的故事，學生們別無選擇，只能閱讀大量的中外書籍。

教師必須跟隨至少一組學生，并聆聽他們的采訪。如果學生問出了不合適的問題，教師應該即刻在現場提出正確的問題并糾正學生的錯誤。晚上回到營地之后，由教師負責組織及引導討論。教師安靜地聆聽學生們匯報自己白天的發現和所得。在討論結束之前，教師會幫助每一名學生確認一個故事的思路，作為學生們第二天進一步調查的主題。

第四篇  思想的大篷車

學生們登上從北京到拉薩的火車時，包里背著兩份被禁的閱讀材料：一個是禁書《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作者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還有一個是理查·基爾（Richard Gere）一條被禁的新聞報道。好萊塢最受歡迎的偶像之一理查·基爾說本月世界屋脊鐵路的開通“是迄今為止中國對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身份保護的最大威脅”。

《西藏七年》是海因里希·哈勒的個人傳記。作者是“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的間諜，從英國在印度設的戰俘營地逃出后進入了西藏。楊明皓（Miles Young）給了每個學生一本復印件，意在提供一些發人深省的閱讀和共同的討論話題。

雖然我警告學生不要在火車上讀這些東西，以免我們之中的人陷入政治方面的麻煩，但大多數學生都無視我的建議。“Miles讓我們每人寫一篇讀后感。我必須在火車上把書看完。”一名坐在窗邊的學生說，手里捧著那本禁書。

在火車上，一名學生正在采訪兩位年輕的荷蘭游客。他們正在看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寫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作者受到美籍奧地利探險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云南和西藏邊界旅行的啟發，描寫了飛機失事后迫降到香格里拉的故事。香格里拉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區一處隱蔽的地方，是一片世外桃源、一片天堂。“中國為什么不讓西藏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年輕的荷蘭人憤怒地對學生們說。顯然，這兩位荷蘭游客是西藏香格里拉神話的信徒。

有些學生正在閱讀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系列冒險書籍。赫定在他的冒險故事中對西藏作為天然屏障的敘述普及了關于香格里拉的概念。

坐了兩天兩夜火車，從中國中部沿著京藏鐵路穿過青海戈壁、西藏草原和雪山冰川之后，我們來到了拉薩。

望著金色夕陽下的布達拉宮，學生們坐在八廓街街角的一家藏式餐廳屋頂上，離大昭寺約有十分鐘的步程。喝過了熱乎乎的酥油茶，吃過了牦牛肉和羊肉，學生們在西藏的第一節研討課開始了，我將之形容為“與楊明皓在天堂的對話”。

楊明皓：“誰能回答，我為什么要讓你們讀那本書？那是一本比較奇特的閱讀材料。我為什么要這么做？”

傅姚鋒：“這本書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西藏的新視角。我們過去看到的西藏新聞報道和信息都是正面的，但我們不了解西藏負面的故事。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到西藏負面的東西。”

楊明皓：“另一個視角？一個不同的視角？”

陳夢吉：“作者在西藏生活了七年。這本書包含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并沒有只寫正面的東西，比如西藏人民很友好。他也展示了許多負面的東西，例如極端的宗教信仰。”

楊明皓：“海倫，書中有什么讓你感到很奇特嗎？”

海倫：“這本書描寫的是舊的西藏生活，跟現代生活非常不同。它很懷舊。”

楊明皓：“但是海倫，在你的讀后感中，在你寫得很不錯的讀后感中，你還說了更多的東西。你說了什么？”

海倫：“我感到作者在討好貴族。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跟貴族交朋友和參加各種宴會上了。這就是我的結論。”

楊明皓：“這是一個很好的結論。這本書中有些東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我為什么要給你們這本書？我想要鍛煉你們的大腦，因為你們的大腦是一塊肌肉，跟你們身體里其他的肌肉一樣。你們的讀后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數量多一些，一類數量少一些。第一類讀者我稱作對書的‘直觀反應’，與之相反的讀者就是對書的批判性反應。第一類讀者趨向于表面，比較膚淺。第二類讀者就深入得多。我想告訴你們的是，你們寫文章太快了、太沖動，不花時間。如果用一種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這本書，你們就會開始問問題：他的想法是從哪兒來的？他的角度是什么？真正的事實是什么？哪些事實比較有說服力，哪些又很荒誕？如果你懷疑某些事實，那么給出你自己的證據來反駁這些事實。如果你解構這本書，你實際上是開始解構外界關于西藏的一些神話。誰能告訴我神話的定義是什么？”

海倫：“它不基于科學事實。神話是你聽說但沒有親見過的事情，是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事情。所以神話通常是對一些事情的解釋，無法留下任何可以記錄的證據。”

楊明皓：“關于香格里拉的神話在歐洲文明與思維中的影響力是非常強大的，香格里拉神話提供了情感和個體上的安寧。它為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人提供了希望，如果我們要度過安寧和純凈的一生，也許能夠在拉薩或是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歸宿。你們可以重新審視這個神話的前提，西藏過去是和平的嗎？性別之間的競爭、傳統本教與佛教之間的競爭，以及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競爭一直都是存在的。理查·基爾相信達賴喇嘛的領導是樂善好施和開明的，但是你不能通過提出另一個神話來解構原先的神話。”

通過這次頭腦鍛煉之后，大多數學生同意理查·基爾對青藏鐵路的批判與環境影響無關，而是來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香格里拉神話。一些西方人對西藏存在誤解并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懷有敵意，而是因為西方在全球化的壓力下需要保有夢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