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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河南調研，有村干部說，現在農村醫保收費比過去收農業稅還難。

為什么醫保收費難？因為過去新農合，農戶每人每年只需要交10元，國家再補貼10元。經過連續10多年的提檔升級，2023年農村醫保繳費，農民負擔380元/年，國家補貼640元，已是過去幾十倍。農戶一家五口，一年繳納醫保近2000元，對于普通農戶家庭，確實是巨大負擔。

農戶不愿繳費，醫療風險就很大，一旦沒有醫保，生大病住院費用就無法報銷，農戶就有落入貧困的風險。一旦落入貧困，國家就有責任救助，不用繳費就可以享受到比普通農戶更高的醫療報銷比例。這就是當前農村醫療保險的怪圈。

為了收上來醫保費，上級醫保局對下級鄉鎮和村下達任務，然后對鄉鎮和村完成任務進度進行排名。鄉村干部當前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所謂“兩?！闭骼U，即“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對于排名靠后的鄉村，辦法當然也是通報、約談。

2023年年底在河南和湖北調研，兩地鄉村干部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完成醫保任務。有村干部因為完不成任務而被撤職。也有村干部根本不聽鄉鎮安排，直接在“結賬”會上掀桌子走人，鄉鎮愛咋地就咋地。

醫保征繳排名的辦法是先核定全村應繳人口基數（任務數），再減去免交數，即應繳人數。實繳人數除以應繳人數由高到低排名。到年底，河南調研鄉鎮繳費比例低于80%，湖北調研鄉鎮比較高，已達92%。

調研中，醫保應繳任務數中，實際上有很多農民已在務工地繳費，以及有學校已組織學生繳費，這就需要村干部到醫保部門辦理本村村民已在外繳費的證明，這樣就可以增加已繳費村民數，從而提高本村繳費率。村干部到醫保部門辦理證明也是銷號的過程，所謂銷號就是證明本村原有應繳任務數的村民已繳費。之所以有的村排名靠后，一個原因是村干部沒有到醫保部門銷號。

現在問題是，憑什么要村干部舉證銷號？何況繳費依據本來就在醫保部門掌握中。進一步，收繳醫保為什么要變成村干部的責任？這難道不是應該由村民自愿繳費而由醫保部門收費嗎？既然醫保資金是國家出大頭，村民自愿參與，為什么鄉鎮要用“兩保征繳”來對村干部收醫保進度進行排名，且對排名靠后村干部進行處分呢？

既然是惠民工程，就不應當是強制的，讓村民自愿，不愿參加風險自擔。將城鄉醫保這樣國家財政出巨資支持的惠民工程做成了擾民工程，且讓村干部感覺到收醫保難于收農業稅，真是不可思議。

醫院醫保業務辦理窗口。資料圖：新華社

七

B鎮人居環境整治，要求“掃干凈，碼整齊，拆通透，一眼凈”。好的人居環境當然好，拆通透卻比較難，因為要拆農民的房子，農民肯定是不愿意的。

B鎮所在縣在百日攻堅中，每天對各個鄉鎮拆除農民住房面積進行統計排名，排名靠后的通報約談。B鎮因為人口規模較小，可以拆除的農戶住房不多，排名靠后，被通報幾次。沒有辦法，就到上級部門要求將本鎮前一年因為修水庫搬遷的一個村莊拆房面積算進去，一下子算進去8萬平方米，擺脫了排名靠后的位置。

B鎮有2萬多人，按全鎮拆除15萬平方米，人均5平方米，按7萬多平方米也有大概3平方米。拆除的農房大多數是偏房、豬圈、牛欄和旱廁。拆農民房子，又沒有補償，問題是每個鄉鎮每個村都有拆除任務，這就是說，在百日攻堅期間，每個鄉村干部眼中都是看到了農民房子要拆。農戶不愿拆就做工作，工作不通就找說辭、就想辦法，非拆不可，因此就與群眾發生矛盾。

人居環境整治本來是群眾自己的事情，上級搞排名，非要拆農民的房子（哪怕是偏房），就造成了鄉村干部與農民之間無必要的對抗。這樣的“好事”做得一多，鄉村干部就變成了群眾眼中的“壞人”，群眾怎么可能信任“壞人”呢！

八

住建部門幾乎每年都會向鄉村下達住房安全緊急排查整改通知，且幾乎每次都要求對農村每棟房子進行安全鑒定，進行標注。鑒定書要由排查人簽名，鄉村主要領導作為責任人也要簽名，簽名后要終生負責，一旦出現住房安全事故要終生追責。如果鑒定為危房就必須整改。問題是，房子是農戶的，農戶自己認為安全不愿整改，鄉村干部總不可能自己出錢去幫農民整改房子。而且，鄉村干部并非專業機構，他們又沒有經費去請專業機構對農村每一棟住房進行安全鑒定，因此，全國幾乎百分之一百的農村都是應付住建部門每年下發的住房安全排查整改要求。

即使如此，鄉村干部也要花費很大精力去逐戶逐房拍照上傳系統，并填寫相關報表，撰寫上報相關報告。可謂是要花很多時間與精力去應付住建部門要求的。

現在的問題是，住房安全鑒定這樣專業的工作，本來應當由住建部門來完成，為何會變成住建部門向鄉村布置任務，要求鄉村干部進行排查整改，而住建部門只需要進行監督呢？

住建部門只需要建一個系統，排查整改責任與成本都是由鄉村來承擔，而住建部門不僅可以擴大權力而且可以轉嫁責任，住建部門下發通知時，自然傾向更大范圍、更嚴要求、更高標準及更重責任，以及更頻繁下發整改通知。鄉村干部明明知道住建部門要求不合理且不符合當地實際，卻也沒有辦法，也就只能高成本應付。鄉村干部自然就會忙。

九

也就是說，在上級部門無限止地向基層轉嫁責任的情況下，無論鄉鎮有多么大的機構和多少治理資源，鄉鎮工作都是做不完的。不改變上級部門本能的擴大權力和推卸責任的機制，上級部門將幾乎所有責任與治理成本都轉嫁到基層的情況下，基層干部就不可能改變被動的忙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