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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徽省：9縣9村

2月16日，安徽省依據疫情發展態勢和防控工作需要，以縣域為單元，將全省縣域劃分為低風險、較低風險、中等風險、高風險、極高風險5個風險等級。

課題組調查了安徽省9個縣市的9個村。其中，3個村所在縣為較低風險地區，全縣累計確診病例普遍為個位數；6個村所在縣為中等風險地區，全縣累計確診病例普遍在十幾例。調研的9個村均為零疫情，所在鄉鎮無確診病例。

調查9個村中，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最多的為太湖縣d村一個村民組，勞動力流出十幾個人，占小組勞動人口的30%；最少的是霍山縣f社區，跨區域流動為零。大部分村莊外出務工人數不超過10人，外出務工比例不超過10%，大部分勞動力都賦閑在家，且尚未顯現有大規模外出的趨勢。地方縣市普遍采取偏緊偏嚴的封閉化管理策略，造成勞動力流出的人數極少。

安徽省地方疫情防控存在明顯“前松后緊”的傾向，前期反應較慢，到2月6-8日后開始實行封閉化管理，越來越嚴?，F在省級層面已經出臺了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的政策，并且對全省所有縣（市/區）進行了風險等級劃定，但基層落實不到位。課題組發現，各地區依然采取嚴控管理，風險等級劃分沒有轉化為因地制宜的防控策略。

防疫宣傳標語橫幅（資料圖/阜陽新聞綜合頻道）

5.江西?。?縣12村

課題組調查了江西省9個縣市的12個村（社區）。

江西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勞動力主要流向江浙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外出務工人口占總人口的50%左右。

調研的12個村（社區）中，勞動力垮區域流動最多的是江西省泰和縣某村，全村共有1100多人，在外務工農民500多人，目前已有200人左右外出，占村莊勞動力總數的40%；最少的是江西瑞昌市、鄱陽縣的3個村，流出人數均為0人。在獲得較完整統計數據的9個村（社區）中，農民工外出務工人數只有272個。

課題組發現，在全國各省份中江西省的復工復產工作做得較好。全國的農村勞動力基本處于封凍狀態，江西省大部分村莊已經解凍。

調研的9個縣市的12村（社區）中，9個村（社區）已經撤掉道路關卡，農民可以自由流動。農民外出務工只需要在村委會（居委會）開證明和測量體溫，程序簡單。甚至有個別縣市農民工外出務工不需要開具證明。本地企業復工復產和本地公共交通正在恢復過程中。

盡管江西省基本上放開了勞動力流動，但是江西省復工復產政策執行仍然面臨很多問題，農民工流動規模很小。

江西省基本上撤掉了道路關卡，道路基本暢通，但是公共交通沒有開通。農民工外出主要靠私家車出行，大量沒有私家車的農民工無法外出。目前江西省基本沒有開通縣鄉村公共交通，全國的鐵路和高速也沒有暢通，農民工出行困難。

地方政府保障農民工外出的配套措施不健全，貫徹速度過慢，例如，瑞昌市一個行政村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動，另一個行政村卻沒有撤掉道路關卡，農民工無法外出。此外，流入地復工復產政策不明朗，農民擔心進入流入地后找不到工作，不敢外出。因此，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不高，認為延遲幾個月務工對收入影響不大，還可以避免感染風險。

6.山東?。?縣7村

課題組調查了山東省7個縣（市/區）的7個村（社區），主要分布在魯東、魯中、魯西。

魯西地區以農業經濟為主，魯中和魯東地區工業相對發達，農民以就近在本縣市內務工為主?？傮w上，山東省農村勞動力外出以省內務工為主。

調研的7個村中，在魯東與魯中本地工業相對發達地區，新泰市管理相對寬松，在山東省內務工可自由流動；鄒平市只有魏橋集團大企業復工，其余工廠均未復產，該村有8名工人復工；其余大部分縣市依然采取嚴格管控政策，大部分企業工廠尚未復工復產，故本地工人也無法返工，村莊勞動力返工比例不足5%。而對于魯西農業為主的地區，由于村莊封閉化管理，勞動力流動極少，基本上都為0。

山東省內勞動力流動低的主要原因為本地大多數企業沒有復工復產，以及村莊實施封閉化管理。

山東省內部分企業復工復產，員工領到口罩與復工溫馨提示（圖/中新網）

7.湖南?。?0縣10村

課題組調查了湖南省10個縣市中的10個村（社區）的勞動力流動情況。

湖南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當地勞動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區。調研的10個村中，勞動力垮區域流動規模都不大，基本都是個位數。調研10個縣中7個縣都采取封閉政策，沒有撤掉道路關卡，沒有開通公共交通，不允許農民流動。除此之外，本地復工復產的企業不多。

目前，湖南省依然保持過度嚴格的人員流動管控政策。湖南省10個縣中，7個縣的農民工仍然處于封凍狀態，除特殊情況（急需看病，急需生活物資購買等）外，農民工一律不允許外出。其余3個縣的農民可以自由流動，經村委會（居委會）開證明后可以開私家車外出。

即便有的農村地區允許農民工自由流動，但是開具證明十分困難。也有地方采取恐嚇方式，阻止農民工外出務工。湖南省平江縣某村農民工找了村委會3次才成功開具了證明，村書記還警告他，“在疫情沒有得到解除的情況下，因別省別縣不接納而返程的人，是不會允許進村的！”

地方政府在推動復工復產政策時有很大的心理負擔，擔心引發疫情感染風險。一旦當地有新增疫情，地方政府就馬上采取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基層干部在為外出農民工開具證明時比較糾結，不知道是否應該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