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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建立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城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的可能只是，具有區位優勢的農村，因為集體建設用地可以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而獲得極大的土地利益，這些區位的農民將當前土地制度安排本來應歸地方政府用來建設城市基礎設施的土地增值收益拿到自己手上，獲得了巨額的土地財產性收入，在不付出任何勞動也不承擔任何風險的情況下，成為了土地食利者。不具有區位優勢地區的農民則因為建設用地根本無人愿要，而無法獲得任何土地增值好處，也自然不可能獲得所謂土地的財產性收入。

有一種過渡性辦法來解決不具備區位優勢的一般農業型地區的獲益問題，即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辦法。具體地，通過農村退出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然后獲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再將指標落地為城市建設用地，從而，將沒有人要的農村建設用地變成了具有區位優勢的價值巨大的城市建設用地，農民因此可以從退出建設用地中獲益。

但是，這種增減掛鉤顯然沒有創造出財富出來，因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價值是與其所在位置有關，且是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而附著價值于特定區位的土地之上的，這個價值與退出農村建設用地所獲得的指標根本就沒有關系。也就是說，有無農村退出建設用地從而形成增加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城郊特定區位上附著的土地價值都是相對固定的，無論是用中央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還是用從農村退出建設用地所獲得指標，土地價值都無變化。中央下達到各地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是依據各地經濟發展與城市擴張實際需要而來，若地方需要，中央完全可以增加指標。

現在增減掛鉤“有趣”之處也是荒唐之處在于，本來中央是根據地方經濟發展需要下達年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以控制地方建設用地的使用規模，保持建設用地合理經濟密度從而集約節約用地，現在中央卻通過鼓勵地方政府到農村拆農民房子，將農民宅基地退出復墾為耕地來增加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甚至近十年來，增減掛鉤在全國大行其道，一些地方政府竟將其作為發展的戰略與捷徑來走，典型如成都土地改革和重慶“地票”制度。如上所述，增減掛鉤并沒有增加城郊土地上附著的價值，而拆農民房子然后將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卻是要付出實實在在成本的，這個成本，在重慶是15萬元/畝，成都是30萬元/畝，而江浙一些地方超過100萬元/畝。如此巨大的土地成本，在資源稀缺尚不富裕的中國，真是浪費的讓人心痛。

好在增減掛鉤相對可控，國土資源部一般按中央下達到地方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10%下達增減掛鉤指標，全國每年增減掛鉤指標也就是幾十萬畝，雖然浪費資源，但中國經濟體量比較大，尚可承受。

如果將當前全國農村2~3億畝集體建設用地通過增減掛鉤的辦法掛鉤到城郊，則一方面，中央不再需要下達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完全可以通過農村集體退出建設用地所形成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覆蓋到城郊農村。獲得了指標覆蓋的城郊農村的農民再將農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同權同地同價，這樣一來，就真正將所有經濟發展附著在特定區位土地上的增值收益全歸到城郊極少數農民手中，這些農民因為獲得了巨額土地財產性收入而暴富，地方政府卻因為不再有土地財政收入而不再可能進行良好的城市建設。在農民可以退出建設用地幾乎無限（2~3億畝），而具備區位優勢的城郊可以覆蓋的農村土地卻十分有限的情況下面，城郊農村的農民可以選擇最迫切最容易將建設用地退出形成指標的農村集體進行指標交易，結果就只可能是，城郊農村以極低價格獲得了可以將農地非農使用的增加建設用地的指標，而通過退出建設用地來生產出指標的農村卻獲益極少。

農村建設用地制度改革一定不能再犯增減掛鉤的錯誤。山東德州等地區為了獲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大量拆掉農民房子，浪費了極多資源，這種大拆大建的教訓極深。雖然中國耕地很寶貴，但無論如何，當前中國耕地還沒有寶貴到要將農民房子拆掉種地這一步，同時，中國也沒有富裕到非得拆農民房子來保證糧食安全的一步。

農村建設用地制度改革應回歸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的精神，主要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通過將農村所有（或大部分）建設用地入市來“顯化”所謂土地價值，來讓農民獲取土地財產性收益。我們一定要記得，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不可能通過建立所謂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及城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就可以無緣無故產生出巨額財富。這完全不可能。可能的只是財富的分配。如上所述，若按當前某些學者的主張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實踐，推行激進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制度改革，可能性只是具有區位優勢的極少部分地區的農民暴富，而絕大多數農民無法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也不再有土地財政收入來源，從而無力建設城市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