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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并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盡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群（Non-Han ethnic groups)漢化。這些族群主要居住于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云、貴、桂、川等省的群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于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后者于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后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復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么日后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后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于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明清時期，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廢除了土司制，實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峰是6千萬，盡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于1683年后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盡管后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盡管中國受困于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了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歷代人口變化圖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于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復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于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采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里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群來說，當它的人口遠遠少于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于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系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后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于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系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于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清吳廷琛狀元及第匾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并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于到了18世紀后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盡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說，最遲到19世紀初之后，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于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于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并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盡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后人，并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說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后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范、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盡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盡管存在著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著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斗。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