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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關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生產關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馬克思所謂“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更包括經濟管理和經濟運行機制。而現代經濟運行機制，則包括生產勞動體系、商業流通體系、貨幣經營體系——這是為三卷《資本論》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同樣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僅是解決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產關系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了解現代經濟運行的復雜機制，如果沒有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流通管理機制和貨幣投資機制，僅僅靠改變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而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能說是“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就不能說我們學會了“自己過去不懂的東西”。

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產關系雖然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但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產關系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可能一經建立就可以無限度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習近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既包含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基本內容；在所有制不變革的情況下，僵化落后的經濟體制同樣能夠束縛和窒息生產力”。

通過改革開放，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表明：我們對于經濟活動的全過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對于經濟運行機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們管理經濟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理論有突破和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系入手”考察社會變革，必須認識到：社會革命不僅僅是指階級斗爭，“還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文藝、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屬于社會革命范疇。這就使社會革命的內涵不再局限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階級斗爭，而是包含各種社會重大變革諸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藝革命等多方面的內容，從而賦予社會革命以新的含義?！?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社會革命，才能把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歷程看作一個整體，把我們前赴后繼的奮斗，看作一個整體。從而用“社會革命”這個鮮明的主題，來統領我們的奮斗。

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實踐有突破和創新

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實踐過程中，“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進行了深刻闡釋與發展。他指出：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牢記：任務“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要清醒認識到：“從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來看，盡管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顯著成就，但在總體上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不斷探索之中。經濟體制改革的這種現狀，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采取積極、穩妥、漸進的方針。凡是條件成熟了的，都必須及時展開和盡快完成，凡是條件不成熟的，則要積極創造條件，待時機成熟了再進行。總之，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動力，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切不可操之過急。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在于此，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也在于此?！?

黨的十八以來，中央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成這個任務的動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實現這個任務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實踐中“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并在實踐中穩步地完成我們的任務。

習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講了如何運用基本原理，指導改革開放實踐應注意的幾個關系。文章指出：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和實踐中，既要注意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更要高度重視經濟、政治、社會、精神生活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根據這一原理，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這一部分里，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指出：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著力解決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論述是有鮮明針對性的，因為在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著特殊的含義。這種特殊含義，植根于德語中Kultur（文化）與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義，在黑格爾那里，所謂“文明”，其實就是指英國為代表的“市民社會”的文明，而在馬克思那里，所謂“文明”往往是指資產階級的文明，而提出與“文明”不同的“文化”，這本身就指向對不同于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新的人類發展道路的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于“物質生活”變革的追求，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對“政治生活”變革的探索，是從戊戌變法開始的，而對于“精神生活的變革”的求索，則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在于：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先進的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人類前進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關乎道路、關乎旗幟、關乎方向，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這篇文章的發表，距今已經11年了，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今天重讀這篇文獻，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日益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