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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最近小二十年來說，我們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長江抗洪、美國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機、南海危機等等，真是多難興邦啊！而我更親眼目睹了，昔日貧困落后的魯西聊城，一舉變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現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國衛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園城市。我小學、中學時代的同學，大都去歐洲、日本、韓國走過，他們說，走遍世界，哪里都沒有咱聊城好，沒有咱中國好。

當我坐在聊城環城湖森林公園里與“發小”們敘舊時，我們背后是明代的光岳樓，對面是燈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現代化城市，遠處音樂悠揚，那是老百姓在湖邊跳舞、健身。我感慨萬千：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戰亂、貧困、逃難、動亂和流離失所，我們中國普通的老百姓，終于安居樂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心真正安下來了，中國人的心平和了，中國不僅實現了經濟發展，而且在基層實現了太平。

這些年我走過許多像聊城這樣的三線、四線城市，從我的學生擔任鄉黨委書記的寧夏吳忠，到閩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聽到了他們的心聲，“譙鼓三聲報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太平天下，連午后的陽光也是安寧的”——這是張愛玲在戰亂時代的夢，也是無數中國人的夢，如今，這個夢變成了現實。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謀復興，這就是為萬世開太平。

那么，如此偉大的成就，究竟是怎么取得的呢？

我認為：偉大成就，就是在抗擊和戰勝歷次重大危機的革命與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問題和挑戰，以大無畏的氣概，去克服、解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的過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機、乃至在“準備打仗”的過程中，我們走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中國道路。如果不能戰勝困難，解決問題，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同樣的，如果做學問不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學問，也就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創造性。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頭說，社會主義運動是反圍剿，即反“神圣同盟”的圍剿。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在進行突圍，長征就是一次偉大的突圍。新中國成立后，從美蘇兩霸的包圍中突破出來；改革開放，也是從教條主義和西方封鎖中突破出來。我很喜歡李白的《從軍行》：“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不是盛唐，勝似盛唐。多么慷慨，何等壯闊啊！

近代以來，這個世界上，沒有誰像我們這樣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機，也沒有哪個國家像新中國這樣，克服和戰勝了如此重大的挑戰。如果我們搬用西方那套學問來指導中國實踐，恐怕早就一敗涂地了，哪有今天的偉大復興。

親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波瀾壯闊歷程，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解釋不了這個奇跡，解釋不了這個偉大復興的歷程。如果我們硬用那一套話語來解釋的話，恐怕中國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買賬，用這套觀點來解釋中國的發展，與我的父親母親都談不攏，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靠敲鑼打鼓不能實現偉大復興”——我覺得用這兩句話，來解釋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的消長，解釋中國與西方力量的消長，恐怕是最合適的。這兩句話，也許勝過許多高大上的理論和學說。

“中國學派”產生的根本依據

張宇奇：“中國學派”產生的依據是什么？“中國學派”的基本特點是什么？

韓毓海：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我參加了這次座談會。總書記的講話真是如雷貫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地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①我想，總書記的這一經典論斷，也就是“中國學派”產生的根本依據。

中國學派，立足于“中國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國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國特色”就是：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道路。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偉大的社會變革。所以，“中國特色”的第一個特征，就是指中國道路的原創性、主體性、時代性。

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踐問題”②。總書記引用了毛澤東1944年說過的一句話：“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什么是原創性、主體性？這就是說：只有以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自己的奮斗經歷，作為我們研究和思考的起點，才能形成有我們自身特質的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這就叫“原創性”。只有形成了原創性的知識，在世界上，我們的學術才能真正形成知識和思想的優勢。這才叫學術的“主體性”。

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的核心，“中國學派”的基本特點，就是指原創性、主體性、時代性，而這里的關鍵，就是問題意識，就是立足我們自己的奮斗歷程，研究我們自己面臨的問題、在實踐中破解這些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發生過幾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延安整風；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

五四運動是有功績的，但是，在我們黨誕生之前，五四運動并沒有明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五四的先驅者只是在“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著“態度的同一性”，所以魯迅所說的五四“陣線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隱，有人彷徨，有人繼續前進）是必然的。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全面地總結歷史，實現統一思想，延安整風乃是第一次。當時，毛主席明確提出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理論要密切聯系實際，要改進學風、黨風、文風。

今天，我們就像當年在延安時代一樣，正面臨著全面總結歷史，深入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任務，面臨著“學習”和“改造我們的學習”的任務，而學風的問題、文風的問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