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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階級”的方法

任何推論都只是一種概率性描述，“階級”說也如此。說烏龜跑不過兔子（懶兔未必如此），說水被燒至攝氏一百度蒸發（高原區未必如此），說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開明老板未必如此）??都是在一定條件下，針對巨大樣品量的概率性總結，屬于“有規律的隨機事件”（數學家伯努利語）。

因此，這些說法在宏觀上高效，在微觀上低效；針對大數肯定管用，針對個別則相當不靈。這就是概率的“大數定律”。不理解這一點，就會一根筋，一刀切，比如咬定“什么藤上結什么瓜”，于是在宏觀和微觀兩端都看走眼，相信豪門里肯定出不了恩格斯，或相信豪門里出來的肯定都是恩格斯。事實上，不少中國革命領袖（周恩來、彭湃等）也曾是豪門異數，起碼有過上學讀書的財務條件，因此他們既代表社會中下層利益，又能成為人類浩瀚知識積累、文明積累的傳承者。

青年時期的周恩來

同一根筋的人說話最費力，也很危險。

每一個大活人都豐富而復雜。對烏央烏央的大活人們予以概括歸類，還有點像數學里的集合論課題。這話的意思是，設定一個滿足條件，相當于確立一種識別口徑，就可篩選出一大批元素，組成一個集合。另設一個滿足條件，也可以另組一個集合，與前一集合的關系或部分交疊、或受其包容、或彼此無關。馬克思無非就是以收入線、所有制、雇傭關系為滿足條件，約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集合。

這當然并不妨礙人們以新教徒、山區人、大個子、同性戀等其他口徑，約定另一些集合。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就另有一根筋。他最重視文化與精神，不贊同經濟決定論，有時候更愿意用“地位”一詞置換馬克思的“階級”，另組一個集合。在他看來，所有制沒那么重要吧，社會分化也許更取決于經濟以外的榮譽、氣質、風習、宗教等。 [4]

這種重腦袋輕肚皮的文化范兒，肯定不能讓餓漢們心服，在大面積貧富對撞時必被棄為書生之見。但誰知道呢，也許在一些社會局部，在某些特定時段，吃飽和沒吃飽的確實可能抱團取暖，氣味相投、惺惺相惜，一如攻城掠地的文化工業一并馴服了大都會中央金融區的大款與屌絲，形成了某種共同文化圈，經交互感染表現出相近的生活風格和輿論偏好。面對這個以證券、網劇、美容為特征的高尚社區集合，韋伯重返人們記憶，恐怕不是一件難事。

看來“階級”一詞并非處處合用，有時候換成“階層”、“集團”、“群體”、“關聯圈”等，可能更照顧人們的現實感受。

“無產階級”的集合條件也需要因勢而新。收入線還是重要的，所有制、雇傭關系也還是有效尺度。全球范圍內周扒皮、血汗工廠雖占比有所減少，但仍大量存在，逼得人們有時想換個說法也改不了口，只能那樣了。不過，把一些胼手胝足帶領鄉親們致富的企業家看成“資”方，倒把一些炒房獲利千萬的單干戶看成“勞”方，這樣說有哪里感覺不對吧？在高版本現代化圖景中，硬要說“勞動四個月”以下一定這樣，“勞動四個月”以上就一定那樣；硬要說“雇工八人”以下一定這樣，“雇工八人”以上就一定那樣??那也太燒腦，太像夢游，只可能把大家搞崩潰。

當然，取消“階級”說的修正主義同樣可能把大家搞崩潰。因為事實同樣擺在面前：馬克思說的貧富不是一個假問題——盡管貧富關系已不一定完全對應勞資關系；馬克思說的剝削也不是一個假問題——盡管剝削正發生在實業經濟和虛擬經濟等不同層面；馬克思說的“階級斗爭”更不是一個假問題——盡管斗爭雙方可能戴上了種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與種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

怎么說呢，這些真問題還可反過來問：如果抽去貧富/剝削/階級這一基本面，抽去價值的創造與分配這一基本線索，整個嘩啦啦坍塌的社會認知大廈還剩多少？到那一刻，人們肯定不會驚喜自己腦洞大開，不會覺得普天下從此永享大同，更不會在社會不公面前甘之如飴心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