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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變

在20世紀的進程中，自由主義社會中出現了一種特殊形式的身份政治，這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了解現在發生的情況。這就是人們在抱怨身份政治時所指的那種身份政治。但是，它真正出現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發生了若干重要的社會運動：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代表殘疾人的運動以及LGBT運動等。所有這些群體都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在1960年代早期，社會以白人和男性為主。因此出現了爭取社會正義和承認的斗爭，旨在擁有平等的就業權利以及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所有這些運動針對的都是現實的社會弊端，它們對于糾正這些弊端（比如種族隔離）非常重要。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身份政治的現有形式發生了某種變化。這就是左翼政黨思考不平等問題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在20世紀，人們常常通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不平等，在歐洲尤其是如此，在這一視角中，重大的斗爭是在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展開的。在20世紀的大部分發達國家，無產階級是白人，準確地說，是白人男性。這是左翼想要給予幫助的群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關于不平等的理論開始更多關注婦女、少數族裔和其他族群。很多左翼政黨開始與白人工人階級脫離聯系，而在20世紀，他們曾經一直是左翼政黨的核心支持者。比如，在1930年代的美國，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時期，大約80%的南方農村白人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他們支持更具左翼色彩的候選人，因為這種候選人將采取再分配政策，從而幫助他們改變經濟困境。

但是，隨著不平等概念在身份指向方面開始發生轉變，民主黨開始與傳統白人工人階級脫離聯系。所以，他們開始倒戈，轉而投向了共和黨。

現在我想明確地表明：很多人指責我將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責任推給了左翼，但我并沒有這樣做。我只是試圖呈現如下一段歷史，即在我們看待左翼和右翼的方式發生演變的過程中發生了什么事情。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有很多原因，經濟原因當然也在其中。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是右翼借用了左翼的身份認同概念。50年前，如果你是一個美國白人，你很可能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白人。你可能只是想，我是美國人，因為美國人就是這個樣子。今天，我們看到那些白人民族主義者在宣稱：“我是正在受到精英歧視的多數人中的一員，我屬于一個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特權的群體。這一切都是真正享受特權的人，即大學、媒體等機構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所以，身份認同——身份塑造的過程——已經從左翼轉向右翼。造成這一點的不是左翼，而是對受害者情結的共同理解從左翼轉向了右翼。

我想強調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人認為自己遭到了忽略或蔑視的認識是準確的。存在一種傾向認為，民粹主義選民是一幫種族主義者和排外分子。的確，他們是曾經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而現在正在失去某種主導地位的白人。他們對這種地位的喪失感到怨憤，試圖恢復從前享有的那種社會地位。但是，我認為，了解他們確實有其原因這一點也是重要的，他們的確受到了精英群體的忽略和蔑視。很大一部分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實際上追隨著黑人工人階級陷入了一種社會動蕩中，如果我們看到了白人工人階級身上發生的這類事情，他們的怨憤就顯得更加合理了。今天，在低技能白人工人階級中，單親家庭的數量在高速增長，貧窮白人社區的犯罪率在上升。近年來，最近這些年阿片類藥物的泛濫導致7萬多美國人死于非命，事實上降低了美國白人男性的平均壽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很難說這些人沒有做極端糟糕的事。

但是，身份政治的文化方面特別令人感到惱火。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有一本非常好的書——《自己領土上的陌生人》。她采訪了路易斯安那州農村地區的很多茶黨選民，她提出了如下隱喻——該書中的核心隱喻——這些人將自己看作是在排隊，遠處有一扇門，門上寫著“美國夢”。他們要養家糊口，每天出去工作。突然之間，他們看到有人插隊。有些人是黑人，有些是女性，有些是HOMO者，有些是敘利亞難民。而幫助這些人插隊的人竟然是你我這樣的人：受過教育的人，藝術界、媒體和老牌政黨中的人，從來沒怎么注意過他們的人。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居住在都市、見過世面的人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精英，我認為這些精英在那些教育程度低、居住在中小城鎮、持有更加傳統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的人面前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后者對于這種蔑視感到怨憤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本文將在此處得出結論。對移民正在奪走我們的國家身份認同這一點的擔憂是真正將所有新民粹主義運動統一起來的核心問題。在他們看來，移民成為重大政策問題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們認為自己曾經定義了國家身份認同，而現在情況不再是如此;現在，國家身份認同不僅遭到移民的破壞，而且受到支持移民和希望移民進入的精英的破壞。這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考驗。

那么，該怎么辦呢？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也是我經常被問及的問題。不過，這問題很難回答。我認為，只有在我們對該問題進行了適當的分析，帶著某種同情去嘗試理解到底是什么驅使人們投票支持這些政黨之后，我們才能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一問題與我們息息相關，因為它們實際上與自由主義民主本身有關。這些政黨并不是民主的威脅，但是它們的確代表了對自由主義民主的威脅，即對法治的威脅。這就是在匈牙利、波蘭和美國日益惡化的現狀。這樣的發展真的讓我們所有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本文為弗朗西斯·福山2019年3月7日在埃斯特基金會于維也納舉行的會議上的演講稿。翻譯/吳萬偉、羅亮（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