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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福山】

我曾提出，左翼是極右翼身份政治的先驅，這一觀點被人批評是在推卸責任。然而，這種解讀是片面的。我對此的反駁是，身份政治內在于民主精神，扎根于現代性本身。理解極右翼對身份政治的利用能夠讓我們有效作出回應。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擴展民主的領域，如何從威權政府走向民主政府。但是，2016年，情況突然發生了改變。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令人擔憂的事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公民投票支持脫歐。這兩個事件都出現在全球環境正在發生變化的背景下。

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舉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自1989年或者1991年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日益發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及其在歐洲、北約和遠東的盟友促成的。該秩序有其經濟上的組成部分，即自由貿易體系：商品、人員、服務、觀念和投資跨越國際邊界的自由流通。它也有其政治上的組成部分，即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這的確是一整套非常成功的倡議。

在這個時期，民主國家的數量從1970年的35個上升到最高峰的115個或者120個，這主要取決于你如何定義民主國家。到了200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的全球產量翻了兩番。在幾乎每個方面，經濟條件都越來越好：這不僅體現為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收入的增加和中產階層的崛起，而且表現在生活質量方面，例如兒童的健康程度——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所有這些都在2000年代中后期的某個時刻翻轉了過來。最令人擔憂的情況是，民粹主義在老牌民主國家——實際上就是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內部興起。在我看來，弄清楚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事至關重要，因為整個第三波民主化看起來正在被摧毀。

一、定義

現在，人們對民粹主義有著多種理解。本文只簡要談及其中的三種，因為能夠區分這三種理解非常重要。

第一種定義是經濟層面的：民粹主義者是那種鼓吹在短期內深受大眾歡迎、但是從長期來看將導致災難性后果的經濟政策或者社會政策的領導人。比如在委內瑞拉，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免費開辦眼科診所和發放食物；汽油價格每加侖不到一毛錢。但是，這些措施都是不可持續的：2014年石油價格暴跌。

第二種定義關注政治風格勝過其他任何東西：民粹主義領袖試圖展現個人魅力，喜歡說“我和你們——人民——有著直接聯系”。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民粹主義者成為事實上的反建制派。民粹主義者宣稱：我代表你們，現有的所有其他組織機構，如法院、媒體、立法機構、官僚系統等統統都在阻撓我把你們想讓我給予你們的東西交給你們。民粹主義者與所有這些機構為敵。它導致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中民主的部分攻擊其自由的部分。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中自由的部分都是制度性結構，是試圖限制行政權力的制衡機制。民主制不僅僅是大眾選舉，它也是對少數派權利的保護，還包括真正反映民眾意志的溫和政府。民粹主義者傾向于威權主義政治，這是因為他們不愿意有組織機構礙事。當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黨提名時，他在演講中說了這樣一句引人注目的話：“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這個制度，這也是為什么只有我才能挽救它。”阿根廷前總統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1940年代可能也會說出這樣的話。

第三種定義是，當民粹主義者宣稱“我支持人民”時，他們所指的通常不是全體人民。他們所說的人民是某一特定類別的人民，通常以種族或民族來定義，并且常常依照傳統文化價值觀或者傳統的民族身份認同感來劃分。這通常與該國的實際人口并不完全對應。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曾露骨地說，匈牙利的民族身份就是匈牙利族人。這就意味著，如果你不是匈牙利族人，你就不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生活在匈牙利之外的匈牙利族人——有很多這樣的人，你就是該國的組成部分。顯而易見，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匈牙利總統維克多·奧班

所以，這使得我們能夠在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之間作出區分。查韋斯是典型的第一種民粹主義者：經濟民粹主義者和左翼民粹主義者。根據第二種定義，他也是擁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但是，第三種定義并不適用于他，因為他并沒有對“誰是委內瑞拉人”持有一種種族層面的理解。奧班持有民粹主義經濟政策，他還試圖成為一個鼓動者，一個擁有個人魅力的領袖。當然，他對誰有資格成為匈牙利人有著非常嚴格的看法。有一大串新近崛起的領袖們都屬于這一類別，我們都對他們很熟悉。他們就是匈牙利的奧班、波蘭的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gan）。意大利也有一個民粹主義者聯盟，拉美則推選出了他們的第一個北歐風格的民粹主義者領袖——巴西新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拉美大部分民粹主義者一直與南歐的民粹主義者相似：有左翼色彩，在民族觀念上沒有排他性，更多是經濟民粹主義者。但是，巴西已經決定隨波逐流，選出了一位擁有種族偏見的領袖，他對這個國家應該是什么樣子似乎有一種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認識。這是區分左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屬于第一種和第二種民粹主義者）與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屬于第二種和第三種民粹主義者）的方式。

二、解釋

為何這一現象出現在2010年代的中期？我認為，這主要有三大類原因。首先，就像關于這一議題的傳統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其原因在于全球經濟。如果在大學里選修過貿易課程，你可能學到的是，自由貿易提高了所有參與者的收入水平：人人都變得更富有。如上文所說，在30年時間里，世界經濟產量翻了兩番。關于這一點，經濟學家的說法是沒有錯的。但是，并不是每一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富有了。事實上，如果你是富裕國家里技術水平低、受教育少的工人，你很可能被貧窮國家中具有類似技術的工人擠掉飯碗。

這種事一直在發生。由于外包和國際競爭，在1990年代東歐劇變之后真正開始強化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體系導致很多工作從富裕國家流向了其他地方。這也導致原有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經濟狀況變差。比如，在美國，從1990年代后期到2015年，在收入分配中90%的民眾的平均收入實際上稍微有所下降。如下情況是非常顯著的：在大約20年的時間里，人們的收入減少了。對男性而言，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加倍的，因為在收入減少的同時，我們也正在從一種工業經濟轉向一種服務型經濟，而女性在服務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因此，男性工人丟掉了在工廠的工作，只好到快餐店烤制漢堡，掙的錢可能比他父親甚至比他祖父還少，而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卻成為養家糊口的主力。男人遭遇收入和地位的雙重喪失。我想說，這是解釋民粹主義現象的傳統觀點。

第二個解釋與政治有關。從一開始，民主就被指責為它會產生弱勢政府，民主體制難以高效地作出決策。民主中充斥著辯論不休的議會、各種結盟和利益團體以及游說活動，所有這些都使得民主社會很難具有決策力。因此，很多普通人強烈渴望出現一位強人領袖，他能克服所有這些障礙，快速作出決定，把事情辦好。

在美國，我們認為有錢的企業家就是這樣的領袖。所以，美國一直存在從商人中挑選出領袖的趨勢。而對于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而言，企業首席執行官的經歷往往是其受過的最糟糕的培訓，因為企業實際上帶有相當濃厚的威權主義色彩，尤其是家族企業。但是，很多人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將成為真正強悍的領袖，如日本的安培、印度的莫迪和美國的特朗普。

第三個原因是文化上的，這與身份認同有關。我認為，一直存在一種過多強調經濟動機的重要性、而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意義的趨勢，因為事實是，這最終是關于身份認同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