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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會計

周會計叫周春燕，是開弦弓行政村唯一的會計，也是村委會委員。她是當年接待費孝通重訪江村的周家的第四代。周會計是個“80后”，正好趕上改革開放，是中國農村工業化時代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

就像費孝通說的，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都與工業化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總體上是以中國工業化為背景的，是工業化時代的學問。費孝通學術的要點之一就是工業化對于中國農業社會的意義，以及中國農村如何走工業化道路。今天開弦弓村以及整個蘇南地區已經實現了工業化。

2017年我們走讀京杭大運河時看出了一個知識，即中國鄉村可以區分為工業化區域的鄉村與未完成工業化區域的鄉村，這補充了原來我們只知道中國有城鄉差別的知識。在走運河的路上，我們竟然還發現了中國南北工業化區域鄉村與未完成工業化區域鄉村的明顯分界線，這條界限就在蘇北淮安與揚州接壤的地方。

那天我們從淮安啟程沿京杭運河向寶應進發。寶應在揚州最北部與淮安接壤，兩地以運河支流上的一座橋閘——運西閘為界。運西閘南面那個村子叫“春光村”，一到春光村景象大變。

一個月前，我們從天津靜海區著名的九宣閘出發后，在華北大平原上的鄉村行走了一千多里，這是以種植業為主的“18億畝紅線”內的農村地帶，我們路過數以百計的村莊。在這千里農村地帶，村中無餐館、鎮上無旅館，田野里鮮見設施農業，想投宿必須到縣城。這說明千里農村地帶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很低，我們稱其為“半自然經濟地帶”。

春光村里景象與運西閘北面截然不同，我們看到了辭別九宣閘后在村莊里的第一家“農家樂”——“大兵餐廳”。這村子里居然還有連排的超市，超市里有了本地生產的品牌日用品和食品。我們終于看到了“綠茶”飲料而不是“緣茶”，看到了“康師傅”方便面而不是“康食府”……。田野里景色也變了，到處是成片的設施農業。這里依然是農村，但這里是中國工業化區域的農村。

費孝通的學問是中國行將進入工業化時代的學問，而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行將進入后工業化時代。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學問，假如費孝通先生今天還健在，他會做什么樣的學問呢？再訪開弦弓村他會關注什么呢？我想他首先會關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開弦弓村的治理問題，因為這是現在最顯而易見的問題。費孝通做學問的方法是現場觀察法，是從表象出發探求真相。這也是我們今天運用的方法。

作為政治學者，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是我們的必修課。在當代中國四大政治制度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改革開放以來創制的新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農村群眾自治，其主要形式便是村民委員會。這次村居，我自然也會順便了解一下蘇南村民自治以及鄉村治理。周會計就成了我的觀察對象。

在農村，村兩委，即黨委會（黨支部）和村委會，是整個國家社會治理的終端，即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相交的界面。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基層，村之上的各個層級都是治理的決策和傳導部門及其環節，整個治理體系的政策措施最終要靠村兩委實施實行。

好比一輛汽車，汽車有動力系統、方向系統、傳動系統、制動系統以及安全系統等等，但汽車行駛最終是靠輪胎與路面作用，輪胎與路面相交摩擦是汽車運動的界面。在農村，社會治理是通過村兩委實現的。按開弦弓村黨委副書記譚玉根的話說就是：我們是面對群眾的。

是呀，所有的干部、公務員都有下級，唯有村兩委沒了下級，他們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終端。

開弦弓村兩委一共8個人。村黨委會有：書記、副書記、紀檢書記、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共五人。村委會有：村主任由黨委書記兼任、副主任一位和兩名村委會委員。周春燕是分管村會計工作的村委會委員，另一村委委員分管農業。因為開弦弓村特殊性，在村兩委之外還有一個由七都鎮派駐村里的機構“江村綜合提升專班”。

專班體制是近年來經濟發達地區加強基層建設和治理的一種新機制。當前基層治理任務十分繁重，現有村兩委實在無法顧全。為了加強村級組織和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一般由鎮政府負責設立“專班”，派遣到村負責專門項目。專班與村兩委的分工是：專班負責專項任務，兩委負責日常管理。

目前七都鎮派駐開弦弓村的“江村綜合提升專班”的任務是打造經濟、社會、文旅全面發展的特色村莊。專班共有7人，他們單獨辦公，帶有專項經費，頗有點“二村委”的味道。專班對于開弦弓村的整體村容村貌進行統一設計、包裝、改造，在村里建立了俱樂部、圖書室、小劇場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設施。我所居住的“駐村教授工作室”就是專班建立和運營的，駐村期間學者的食宿費用由專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