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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富坤是開弦弓村的一個奇人。他多年研究費孝通并運用其方法繼續研究蘇南農村的社會變遷。社會學界一些學者稱他為“農民社會學家”。姚富坤在研究費孝通早年生涯和學術經歷時說過一句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話確實很有見地。費孝通本人似乎也持這樣看法，他在《江村經濟》著者前言中寫道：“這本書的寫成可說是并非著者有意栽培的結果，而是由于一連串的客觀偶然因素促成的?！?

事物發生發展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費孝通學術成就的取得，其偶然性是大瑤山遇難，這是他人生一大轉折，而必然性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開弦弓村?？梢栽O想，如果沒有開弦弓村的休養和調研，費孝通很可能會沿著他原來生活和學術軌跡成為一位人類學家。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是費孝通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成就，而這正是來自于他對開弦弓村經濟社會情況的現地考察和歸納總結。

1982年，費孝通在吳江

開弦弓村緊鄰太湖東岸，費孝通稱之為“水鄉深處”。這里正好是蘇南自然條件最為優越、最為富庶的地方，但同時又是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最為突出的地方。

自宋代即有“湖蘇熟，天下足”之說，但到了明清此說悄然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明清兩季，洞庭湖流域以及廣東已經取代了太湖流域成為中國糧食的主產地。明嘉靖朝，權臣嚴嵩主張將江浙一半農田改為桑田，嘉靖帝不放心地問：如果將大量農田改為桑田，農民吃飯怎么辦？嚴嵩答：現在每年外省都要給江浙調撥糧食100萬石；增加了桑田后，繼續再增調糧食即可。

為什么江南魚米之鄉到明清之時糧食不能自給自足了呢？并非糧食少了而是人口增加。

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記載，1935年開弦弓村人口為1458人，人口密度達每平方英里1980人。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因為當時人口密度已居全國前列的江蘇省人口總密度為每平方英里896人。也就是說，開弦弓村人口密度是江蘇省人口總密度一倍以上。1936年費孝通在開弦弓村考察時看到，在如此得天獨厚的富庶之地，村民們生活卻是困難重重，勉強溫飽。費孝通由此領悟：

“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那么，為什么農民收入水平會不斷下降呢？

費孝通深入調查了開弦弓村的生產結構和農民收入結構。他直觀地看到，江南農村的生產組織以及勞動分工是：男耕女織。后來費孝通解釋說：

“蘇南是一個農業開發歷史悠久的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吸引和積聚越來越密集的人口。為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維持住該地區的‘天堂’之富，這里很早就在農業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產生了家庭手工業。‘牛郎織女’的傳說反映了夫婦之間的分工與合作，表明了農業與手工業在一個家庭內的有機結合?！?

他的這種認識正好得益于開弦弓村這個典型。當時，開弦弓村的產業是兩塊：水稻種植和種桑養蠶。1935年開弦弓村水稻總產量折合成大米約為98萬斤，全村人均約為600斤。開弦弓村有80%的農戶養蠶，農戶養蠶收入折合成大米約600至800斤。開弦弓村有諺：“吃靠田里，穿靠匾里”，也就是說，桑蠶養殖是村民們在水稻種植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來源。

1936年，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繅絲車間（資料圖/吳江通）

開弦弓村現場觀察啟發了當時還是青年學生的費孝通，他認識到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國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他根據對開弦弓村“男耕女織”現象的觀察，進一步指出了解決人地矛盾的根本出路。他在《江村經濟》最后一章“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寫道：

“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費孝通的重要學術貢獻直接來自田野調查，使用的是“觀察-歸納法”，這是社會科學一種重要研究方法。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很大程度上就從牧場和漁場過度開發的現場觀察中歸納、總結出來的。

費孝通幸運之處正好于他遇到了一個正確的地點——開弦弓村。在正確地點，他又運用了正確方法——觀察-歸納法。第一個“正確”是客觀的，第二個“正確”則要歸功于他的主觀。

他后來總結說，“開弦弓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這個村子作為在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這種考察地點的代表性、典型性，使得事物的本質與真相浮出了水面，本質與現象、表象與真相幾乎重疊，使觀察者一目了然。

孕育出中國偉大學術思想的主客觀條件、偶然與必然因素，在1936年的“江村”碰頭了。開弦弓村真乃中國社會科學的一塊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