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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是形式和效能的關系。

任何政黨都不能脫離組織行為學的一般特征和規律，就是決策和執行需要成本，多好的決策一到執行環節都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尤其管理這么大一個國家，面對一個單一化行政體系和長鏈條官僚層級，很容易出現操作問題。

中層以下的官員會追求指標化管理，這點在黨的建設里很明顯。比如基層搞全覆蓋，“組織全覆蓋”、“工作全覆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這些概念已經用得太多了。實際上應該反映一下，不要到處使用這些概念，這會使別人把你解讀成一個蘇式政黨。

我們本來不是的，我們是要非常靈活地做工作，按照專業的劃分，按照群眾的需求，按照發展的層次性，極具治理的靈活性，但是卻簡單化為一個模式。比如一些省的農村改造，在執行中就是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結果就出現了問題。

本來工作是很豐富的，但是現在至少在宣傳上，給人的印象不好。所以，這就造成在黨的建設或者黨推行各種重大方針政策時，忽視發展的層次性、差異性，不進行調查研究、不顧政策實施條件、不顧時機成本，單純地做表面工作。這類現象是黨內建設、制度改革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帶來了國家政權層面的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

治理有時是需要采取粗獷風格、要講求成本，有時則需要因地制宜、深耕細作，有時需要有繡花針的精神。而單純的全覆蓋，無非就是帶來幾個數字、幾個指標，結果是低質量的、不均衡的全覆蓋。

第三點是嚴管和放開的關系。

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制度執行力和治理能力作為干部選拔、任用、考核的依據，這是非常好的。如今，強化制度執行力已經變成了主基調了。但是這也導致了相應的問題，即執行層面簡單地把制度執行等于不折不扣，甚至有文章形容為層層加碼或頂格管理。這樣有利于落實責任，我認為在中國尤其是當前全面深化和系統整體推動改革的背景下，“形式”很重要，其中包含了中國制度高效運行的幾乎一切條件，它使一切要素得以高速運轉，使得中國黨員干部的執行力和治理能力在高速的形式運轉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訓練和演練。

但也要對立統一看，治理實踐中也存在著簡單一刀切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對事情所可能產生的連帶責任和整體性風險缺乏擔當，使得治理的靈動性受到很大影響。一個高度集中的戰時指揮體系有時不見得可以適應高度錯綜復雜的風險場景，如果不計成本地把事情做到極致，保證我的領域不出問題就可以了，這也無可厚非，但是有時候隱性成本也很高，現階段不僅需要穩定，還需要最大程度地發展創新。

第四點是成本投入和制度收益的平衡關系。

2014年有中央領導同志去廣東調研時談到，單打獨斗的時代結束了，現在要進行綜合改革。綜合改革就是整體規劃、系統設計、統籌推動。我認為說得非常對，改革就是要按照上級的部署層層落實。黨的建設也是如此。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任何改革必須有條件，要講資源、講成本、講時機。簡單來說：

第一個表現就是政策草率。完全按照要求來，沒有自下而上的反饋。這一點在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當年鄧力群去農村根據地做階級劃分工作，發現政策上存在一刀切的問題，就向中央反饋，提出整改意見。這就使得上層的政策設計不會犯顛覆性錯誤。

第二個表現就是部分工作代價過高，比如環境保護。全國人大前陣子開了一個會，清華去了一個環保專家，說中國某些地方，三四線城市的污水處理標準甚至要超過德國，超過歐盟。排放標準過高，對能源、資源、財力造成極大損耗，導致不計成本地執行環保標準，人為壓縮地方工業發展空間。為什么會出現這類現象？因為地區之間不健康的政治競爭，具體來說就是制度執行力的頂格超規格執行。當然，這一現象可能是極端化的，但確實要進行思考。

污水處理（資料圖/央視網）

第三個表現是地方頂層設計過多、改革步伐過快、追求大而全、四面出擊。我到地方去調研，就有人開玩笑說他們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叫填表辦，這就造成時間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升高。

第四點是民主和集中的關系。

我們如今落實重大部署，講究“高位推動”，這是沒問題的，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但是把握不好度，把握不好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關系，把握不好各系統、各部門各制度板塊的系統統籌的關系，容易出問題。

我們的改革是“十個手指彈鋼琴”，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顧此失彼，中國的事情沒有哪個不重要，過度強調一方面的絕對重要性，在其他方面是要付出成本的，這是歷史經驗。

新一屆黨的領導人在接受外媒采訪時曾說過，大國的主席難當，任何事情都要兼顧，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均衡的國家，他需要同時考慮如何平衡一以貫之、總體推動改革和實事求是、統籌兼顧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的領袖講得非常好。

但是這一點到了基層就發生了變化。為什么呢？因為基層接到政策，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寶劍”，就開始落實一件事。比如說煤改氣，過去都是要先進行各部門協調。這個醞釀、協調的過程有人稱為“九龍治水”，我稱之為責任擔當，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之一。因為我協調不好，前面的關卡過不去，我自己就不能單獨開展。所以，這就可以解釋整個改革開放中，我們為什么又能乘風破浪，又能行穩致遠，這是很重要的中國智慧。

我們的最高領導人很早就提出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要講究聯動性和協同性，這是改革的復雜性決定的。聯動性就是指要考慮他人，各部門之間的權力要“讓渡”，不能只是往上看，還要橫著看，向下看。要做好“上下銜接”，也要做到“左顧右盼”，既要“頂天”又要“立地”。

第五點是治理規則的一元與多元的關系。

現在的治理規則過多講究政治規則和行政規則。除此之外，治理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需要更加豐富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有些是從西方學來的行之有效的，有些是基于我們自己的國情探索來的。過去40年進行了那么大規模多層次的試點改革，我們創造積累了一系列的治理工具，例如我們黨內有民主集中制的規則，市場上有經濟交易規則，社會領域有協商規則，司法領域有司法規則等。

形勢決定任務，任務決定工具，不講工具、不講形式、不講任務、不講層次，會帶來什么？會導致用一個手段來處理，又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這樣風險很大。從此次疫情可以看出，技術公司能輔助解決治理問題，為什么不加以利用？當然這方面總體執行較好，但同時也要加強監管。總的來說，要從中心思維、包辦思維轉化到分布式的資源管理、多中心的思維、智能化的治理，這個我們黨做的還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