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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最近的一檔節目中，聲稱“大陸還有2、3億人口是文盲”。這種觀點讓作者感覺十分有趣，恐怕他并不清楚大陸在掃盲這條道路上付出了多少辛苦與努力。

新中國成立后，對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都要有一個新開始。相對應的，掃除文盲、提高農民的識字率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難題。

受舊教育體制的影響，加上近代以來連年征戰，工農階層的受教育權利長期被剝奪。當時，全國近乎八成左右的民眾都是文盲，而這其中，工農占據了絕大多數，婦女文盲又成了工農群體中的大多數。

對于那個時候一般的農村來說，雖然有一些數量不多的小學學堂，但普通兒童根本上不起，能上學的都是有錢人家的男孩子，女孩子和一般人家的小孩基本全文盲。那些上學的孩子有時也會讀幾年就輟學了，屬于半文盲狀態。

1949年，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是文盲。在貧農、下中農的家里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如沈家浜村解放前24戶人家，有19戶三代都沒有進過學堂門，家家戶戶連一支鉛筆也找不到，寫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鎮上求人。此時的全國來說，小學也僅有28.9萬所，在校學生2368萬人。

外國人拍攝的40年代上海街頭：農村婦女正向代人寫信的人口述生活近況，以寄給她在城里的親戚

在這種形勢下，處于政治經濟發展上的考慮，掃盲運動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了。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指出，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11月，教育部成立“識字運動委員會”，專職領導農民、工人、干部的掃盲教育。12月，政務院教育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從1951年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并頒布《關于開展一九四九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學運動是適應廣大群眾需要的、與實際工作密切結合的教育方式，能夠切實推動識字運動的開展，應當在全國農村中普遍試行。

“速成識字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部文化教育指導員祁建華在部隊干部和戰士學文化的過程中創造的一種認字法，分三步教學：第一步學會注音符號和拼音，掌握識字的輔助工具；第二步突擊識字，先求會讀，初步會講；第三步學習語文課本，展開閱讀、寫字、寫話活動，鞏固已認的漢字，并進一步提高。由于該法借助符號和拼音等輔助工具，能夠先讀再寫、突擊認字，一般只要半個月就能認識1500個字以上。

教育部在1951年12月，召開了“速成識字法”座談會。次年5月，教育部發出了《關于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將要在全國范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大力推進速成識字法，有步驟地掃除文盲。

那個時候，新中國剛剛建立，上下的積極性都很高。這個政策出來之后，村子里的人更是爭先恐后地參與學習。有的地方甚至一家子全部都報名，父母替子女報名、妻子替丈夫報名都是普遍現象，每一個報名的學員都表示一定會堅持學到底。

學習的過程中，還會有比賽學習。在1952年8月的新華社新聞稿中可以看到，這個月舉辦的全軍運動會上，甚至有過“識字賽跑”和“文化測驗”的項目。至于在田間，識字比賽更是常見，一些學員家中的墻上、門上甚至是勞動工具上也都寫著字。有時候，一個識字“積極分子”的稱號，可以讓鄰居家羨慕好一段時間。

新華社公布的關于1952年全軍運動會識字賽跑的老照片

雖然掃盲行動如火如荼，但在推行過程中，有些地方不顧實際條件，也出現過一些急功冒進的情況?！八俪勺R字法”中過急過躁、不能穩固的缺陷也日益突出。在1952年結束后，全國真正意義上的掃除文盲僅有55.04萬人，一些人原本很快學會了，但沒多久就忘記了。

1953年1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要按計劃辦事，指出掃盲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任務，不是三五年而是需要十幾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完成，要求繼續糾正1952年秋后掃盲工作的冒進傾向。

針對無統一掃盲標準等問題所引發的工作缺陷和雜亂，1953年11月24日，教育部根據干部、工人、農民的不同對象，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頒布統一的掃盲標準及相關脫盲考試的規章制度，即《關于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規定“在識字方面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農民一般可訂為認識1000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最通俗的書報，能寫農村中常用的便條、收據等”；“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干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