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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類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張力意味著想象未來的可能

林品：那么，聯系著生物學革命，您認為，當前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引起熱絡討論的賽博格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將會對人類的文化生態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戴錦華：我一直強調，賽博格不能僅僅在單項技術革命的意義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僅僅說，我們戴眼鏡，我們早已使用假肢，賽博格不過是更大的進步和技術的延展。不。當人工臟器開始替代受損臟器的時候，當干細胞技術開始再生壞死的、病變的、衰老的細胞的時候，第一次，人類在肉身的層面上，嘗試挑戰死亡。另一邊，聯系著數碼技術，則是所謂的上傳和下載我們的大腦的技術在不斷推進、成熟中。一旦成為現實，便意味著我們的“意識”，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繼續存在。無關樂觀悲觀，這是推進中的社會/技術事實。

然而，這些曾為幻想類作家、導演們想象的場景，原本都是文明預警式的夢魘：千年吸血鬼或“缸中之腦”，今天卻成為未遭抵抗與反思的未來展望。姑且不論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義了人類的現實，而且生物學革命和數碼轉型并未在任何意義上挑戰、遑論改變今日世界的政治經濟現實。新技術、尤其是挑戰死亡的生命技術，正在繼續或者說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它可能不僅僅是在“人類戰勝死亡”這個意義上象征著夢想成真的人類勝利，換個角度，它更可能是人類意義上的最后的公平——“是人終有一死”的消失。

在這個學期開設的科幻電影課程上，我專門選擇了《重生男人》（Repo Men）這部B級片，旨在提供一個參數：對于美國中產階級的上層來說，人工臟器也是必須畢生分期付款的天價商品。這固然聯系著今日世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更直接地聯系著導致金融海嘯、及其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的現代債務結構，因為那部影片所模擬的，就是這樣一個債務結構。于是，就出現那個反諷性的殘忍的開篇旁白：“交不起房貸，收房；交不起車貸，收車；交不起肝貸，收肝！”那就意味著，在現代技術可以利用形形色色的人工器官來延續生命的同時，你也把自己的生死權交付器官公司的手里，一旦無法償還，公司就有權將你處死。

對我，這是并非虛幻的、形而下的議題。問題尚不是“我們是否接受人類的賽博格化”、“我們是否接受生命有機體的形態被改變”等等形而上的討論，而是分配的不平等已經覆蓋到生命領域的具體議題。

討論到虛擬現實，似乎是又一個遙遠而迫近的議題。這一科幻寫作中的基本主題，正在成為我們現實中的、具有哲學本體論性質的富于挑戰性的議題：關于真實與虛擬/虛假/幻覺的關系。關于這個議題，最常見的切入話題是游戲——從電玩、網游，到迄今為止仍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說、科幻電影中的神經元游戲。而我的思考重心在于，虛擬現實在什么意義上將侵入、融進我們所謂的“真實的現實”，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將改變我們“真實的現實”？這種虛擬現實的介入、滿足，將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類的社會性？

電影《她》劇照

也是在這學期的課程中，我選擇了《她》（Her）作為一個細讀片目。影片設定的某種近未來，便是某種人工智能/數碼操作系統可以構成真實的愛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體，便可以成為我們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為我們的最佳的自戀投影/最完滿的他戀形式。問題成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類的社會性正逐步喪失？個人、個體是否可能以某種獨自而不孤獨的形式自足生存？

當然，《她》里面呈現的世界，離我們的生存現實尚有距離。然而，類似結構性的改變卻早已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種種新的社交媒體，如Facebook、Twitter、QQ、微博、微信，所形構的網絡社群乃至網絡愛情和婚姻。更突出的的則是“宅”，如果我們的社會真的成為封閉、自足之“宅”的空間集合，那么，人類的社會性連接是否仍然可能？馬克思在社會交往的意義上構想的社會實踐的可能和人類歷史的動力，是否真的會改變？

與現代文明的偉大突破——生物學革命和數碼轉型同時發生的，是全球性的環境危機和能源緊缺。封閉而自足、隔絕而想象性連接的未來，無疑意味著某種高耗能的文明形態與生活方式。它也意味著，類似生活形態并不能為所有人享有，或者說，這種生活形態本身便意味著更大的不平等。就像電影《雪國列車》當中那個諷刺性的情境：所謂永動機事實上是為童工所推動的。一如今天，虛擬的宅要徹底封閉，不僅仍必須以真實的、真身的物質勞動、物質生產為依托，同時必須有以體力勞動為特征的物流系統的支持。

甚至在所謂批判理論中，“非物質生產”也成為核心命題，然而，在歐美世界之外，物質生產、人類勞動（體力勞動）仍是無法虛擬的基本事實。因此，勞動價值論仍是一個并未遠去的理論與實踐議題。現代文明形態也許正在改變，但是現代社會的內在的緊張和危機并沒有緩解。后冷戰之后，能源與資源的危機正以福島危機的形態被凸顯，愈加急劇的社會分化正以基尼系數的形式被記錄。

因此，迄今為止，虛擬現實與文化藝術有關，但是它卻無疑是大于藝術的和文化的事實：在什么程度上我們可以逃入或生活在虛擬現實中？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替代我們的現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碰觸或解決我們現實的問題？我的、也許是極為老舊的立場仍然是，現實的問題只能在現實的層面獲得解決。我們的文明正在面臨改變，同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回應這個挑戰的話，我們就只能被動地等待它以災變的形式發生。在這一多重的歷史轉折點之上，挑戰與回應分外真切和急迫。

林品：一方面是數碼革命與生物學革命使得“后人類”這個事實得到凸顯，使得“后人類主義”作為一種歧義迭出、但已相當有影響力的新思潮，正在對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構成嚴峻的挑戰和強烈的沖擊；另一方面，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為表征的現代文明的危機，也已經非常嚴峻地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就我們所熟知的現代文明而言，人文主義可以說是一個核心的價值理念；而在學院建制的意義上，我們都是身處于所謂的“人文學科”，在社會常識系統中，我們也會被視作“人文學者”。那么，在這多重的關系之中，您是如何看待后人類主義的前景？同時，如何看待人文主義這個概念？我們是否仍然應該堅持這樣一個概念，還是說放棄它，或者在什么意義上揚棄它？

戴錦華：后人類主義作為一個在今日歐美比較熱絡的新思潮，其本身無疑是人文主義危機的直觀呈現。我自己認為，到目前為止，后人類主義還并沒有把自己成就為一個“主義”，它甚至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價值表述、理論序列、關鍵詞組。后人類主義，仍是覆蓋了非常龐雜的理論光譜、社會實踐光譜的某種命名。

對我來說，其有效性在于標識出了人文主義自身的危機，盡管這一危機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二十世紀至為慘烈的歷史事實、尤其是二戰歷史凸顯出的。二戰的慘烈事實，削弱了現代人對“人之神話”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體地動搖了歷史進步、歷史目的論這類現代主義的核心表述。而且，它以巨幅畫面之中的前所未有的殺戮規模，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所謂“人性的深淵”，動搖了人文主義為我們建構的關于愛、理解、寬容的未來圖景。

今天，人文主義的危機，同時表現為生態環境的急劇、普遍的持續惡化。在這一前提下，人文主義的危機增加了另外一個向量，即在現代性邏輯內部的不言自明的人類中心主義。我們前所未有地被迫要面對人類的整體生存，以及我們和地球上其他物種的共生性。我們再次被迫提及，海明威在《喪鐘為誰而鳴》的序言中所引用的約翰-多恩的詩句：“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耳鳴，它就為你而鳴。”后人類主義的意義，于我，是對人文主義的一記警鐘，同時它也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主義邏輯的一記警鐘。

但是，換一個角度，我認為，在今天，人文主義再度具有了重新被倡導、思考、實踐的急迫性。眾所周知，現代主義的話語從來都是雙重或多重的，現代性話語的關鍵詞在其資本主義實踐意義之外，大都包含著某種重要的烏托邦的面向。比如人文主義，或者，在人文主義的大范疇之內的人道主義，從來都具有這樣的面向，關于對生命的尊重、平等的權利，關于對人類社會中樸素的正義的呼喚和實施。

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本身蘊含著跨越、超越階級/性別/種族的隔絕的可能。——我這里說的“超越”，不是指那種廉價溫情的想象、虛偽的承諾，而是20世紀歷史的偉大遺產：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類共同的未來；或20世紀獨有的“背叛”：背叛強勢群體，背叛自己的階級、性別、種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認同弱勢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實踐性地加入到他們之中，為了他們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從屬的利益集團。我認為，這本身是一種偉大的人文主義精神，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

今天，如我們前面討論過的，人類的多數、99%不斷被撕裂，被各種身份所隔絕，彼此沖突；而另一邊，現代資本主義在這一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危機，確實在整體上威脅著人類生存。因此，所有問題的解決必須是整體性的、世界性的。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在人類生存的意義上，重新建立起一種連接、認同，我們重新去思考、想象、創造一種更合理的生產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

對我來說很有趣，我自己的學術生涯，自結構主義起步，很快進入到后結構主義的批判理論、解構路徑中，因此，對現代性核心話語和規劃，對人文主義語詞及價值，始終抱有批判和間離的態度；但是，近來，也許是第一次，我嘗試從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或嘗試在其烏托邦意義上借重人文主義的觀念，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正義、尊嚴、人的權利。對于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它們仍然可以作為解毒劑，我仍然期望從中重新啟動其創生性。這不是回歸，不是悔過改宗，而是經歷一個高度自覺的批判性的揚棄，重啟其烏托邦內核。

對我，后人類主義的重要啟示之一，便是銘記對現代主義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著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在現代文明與現代文化中，我們創造了一種太強大的自戀機制，以至于我們很難超越自身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種不一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系。這不是某種中產階級的環保論調，而是一個我們面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去想象、實踐新的可能性的關鍵問題：我們能否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自戀？惟有超越這份自戀，我們才能真正地把人類不僅作為一個種群，同時作為一個社群來思考，我們才能真正地去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主義、新的國際主義的實踐可能。否則，這份人類自戀，同時就會給各種各樣的差異身份當中居優勢的人們，提供維系自己的地位、維系自己的生存的合法性的論述。

這其中充滿矛盾悖反，但這其中的張力，便意味著可能。一方面是重啟人文主義自身所蘊含的巨大的烏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人類主義來透視人文主義的危機，反思人文主義，重獲想象未來、贏得未來的力量。這將不是某一個國家、族群、社群的未來，而且是人類的未來。對于今天這個為犬儒主義所毒化的世界，類似命題也許太過夸張和矯情；但對我，它前所未有的真切、切膚：置身于人文學科內部，去嘗試重啟想象未來的路徑，去參與構想社會實踐的可能，并再度介入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