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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錦華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理論專長為電影批評、文化研究和女權主義。林品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yè)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本文精簡版首發(fā)于《文藝報》，原標題為《全球連接·數碼轉型·后人類主義》。】

性別議題深刻復雜地糾纏于階級議題與種族議題

林品：您在電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別研究這三個領域，都可以說是為中國學界做出過拓荒性貢獻的先驅者和領軍人物。但是，據我觀察，您近年來在性別研究的領域，并沒有像在文化研究、電影研究領域那樣，有比較多的介入和論述。不知我的觀察是否準確？如果準確的話，您可以談一談其中的原因嗎？

戴錦華：性別這一維度，始終是我的電影研究和文化研究當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維度；但是，近十多年來，我的確自覺避免把性別維度作為唯一的觀察與研究的維度。這首先是一種對現實的思考，同時也是一種思想困境。

對現實的思考在于，我認為，今天中國社會最為突出的事實是社會的急劇分化，在這個分化過程中，女性也不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樣，能夠作為某種自明的社會群體而存在。所以，當你把女性主義作為唯一的維度來討論問題的時候，會遺漏很多可能和性別相關的、也許更為直接或重要的社會面向。性別問題不等于女性問題，但即使討論現實中的女性問題，在性別研究的單一方法論和思考脈絡當中，也難以完成。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

而困境在于，上個世紀便已存在于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和社會實踐當中的基本問題，如今，變得更為突出而嚴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個基本維度：階級、性別、種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關的命題，但事實上，每一個維度都攜帶著一個在二十世紀甚至更長歷史時段中形成的“大敘述”脈絡，而某一維度的大敘述體系都是自足的、相對封閉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難在關于性別的獨立討論當中，真正有機地納入對階級的、種族的，或者地域的、年齡的思考。這也使得我自己傾向于不單獨地處理性別、階級、種族議題，而是把它們放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做當下的或歷史性的思考。

林品：我們正處于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資本、資源、人員、信息等各種元素在全球范圍內大規(guī)模的迅速的流動，是否會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級論述構成挑戰(zhàn)？同時，是否也會對種族維度的有效性構成沖擊？階級、種族是否依然可以作為我們進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維度？

戴錦華：全球化的過程有其常量和變量。一是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形成，一度賦予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新活力，同時加劇了殘酷剝削的廣度和深度，只不過這種剝削是在全球的范圍內、經常以跨國的形態(tài)進行的?？梢哉f，這一情勢不是遠離、而是貼近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全球特征與野蠻特征的基本描述。在這樣的過程中，階級事實正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個凸顯的事實。

重要的變量，也是對階級事實構成最大挑戰(zhàn)的，是二戰(zhàn)結束以后，資本主義的全球分工。即使在冷戰(zhàn)時期也是這樣，在東西對立之外，重要的是南北對立，即富國與窮國的對立，國際債務問題，發(fā)達國家和欠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失衡。它形成了一個比馬克思時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更為凸顯的種族現實：發(fā)達國家的國民，享有全世界的財富、全世界的勞動成果；而從事生產和出口的欠發(fā)達國家，其國民則面臨著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這究竟是可以還原為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階級分化呢？還是，它就呈現為區(qū)域之間的對抗、國家之間的對抗，是一種種族事實？與此相關聯，伴隨全球流動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新情勢下的國際恐怖主義，無疑是當今世界最為突出的危機狀態(tài)。

在這樣一個階級事實同種族事實甚至宗教事實彼此交錯的時代語境下，性別問題會以某種方式被削弱同時凸顯。當社會分化、貧富差距、種族沖突變得如此突出的時候，再一次出現了那樣的論調：“性別問題、女人問題不重要、太奢侈……”但不帶偏見，就不難發(fā)現，在全球移民的事實當中，女性“曖昧”的社會位置，使她們成為流動中文化身份的不確定者、可變因素；同時女性群體仍是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處于最深重的剝削深處。另一邊，在新的國族、政治動員中，女性絕不能自外。例如，在庫爾德人的傳統(tǒng)文化當中產生的女性對戰(zhàn)爭的參與，或者是，在聲稱奉行某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當中產生的對女性的動員，都一度構成熱議；又如，曾經的美國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麥凱恩的競選搭檔薩拉·佩林，共和黨歷史上罕見的女性副總統(tǒng)候選人，則代表著右翼白人中心主義、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形象。當歐洲、亞洲、拉丁美洲，不止一位女總統(tǒng)執(zhí)政，性別議題更深刻更復雜地糾纏于階級的、種族的沖突和歧視結構。

在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早已告之”和“馬克思主義已成過去”的矛盾表述似乎同樣成立。我認為，今日馬克思主義的意義正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仍是我們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問題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階級、性別、種族的“三字經”是否過時，而是，我們作為一名文化研究學者，有沒有能力去辯證地面對復雜的糾纏的歷史新情勢，面對新的全球資本邏輯與路徑，面對危機所凸顯的政治結構，去尋找和發(fā)現新的歷史可能性。直面現實挑戰(zhàn)，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相反，如果教條式地恪守三維度，你不僅注定陷落于大敘述，同時會陷于社會行動的無力；甚至面臨危險：制造種種看似激進、實則無效或保守的社會敘述。

一種新的全球連接是回應當今現實的必需

林品：您對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基本思想方法的堅持，您對馬克思主義作為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的堅持，其實都顯示出您在當代中國的思想場域和知識場域中所選取的某種立場、所占據的某種位置。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知識/思想界發(fā)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論爭，在這個過程中，您本人通常會被歸入“新左派”的陣營。您是否接受這樣一個可能帶有標簽化色彩的身份指認？

戴錦華：坦率地說，我一向認為，這個標簽本身頗為荒誕。因為，“新左派”是個歷史概念，它產生在20世紀50年代，它非常具體地聯系著這樣的歷史情境：蘇共二十大報告曝光了斯大林主義的暴行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識分子、左翼知識分子經過了極度的茫然和彷徨，終于重新集結，用“新左派”來命名自己。在“新左派”的旗幟下，他們堅決反抗國家的暴力行徑，不論這種暴力是以“資本主義”之名還是以“社會主義”之名；與此同時，他們仍然堅持批判、拒絕資本主義，并在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路徑之上，嘗試去構想社會變革的新可能。所以我說，在半個世紀以前，他們是“新”的。那么，到今天，當有某些人被標簽為“新左派”，或者，當他們自稱為“新左派”的時候，他們必須回答，他們在什么意義上是“新”的，他們對于什么是“新”的。

但同時，這個命名在當時又自有其邏輯。當他們標簽別人為“新左派”的時候，無疑是一個否定性的、負面的、有意為之的標簽。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明白自己為什么會被標簽。我不懼怕這種被污名化的標簽，但是，我也不會自覺地去彰顯這樣的標簽，除非我能回答，我在什么意義上作為“新左派”。盡管我并不認為我必須做出這樣的回應。

我始終會說，我更喜歡“批判知識分子”這樣一個概念。我認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構，本身就是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的基本工作。也許有人會認為，合作性的建構、介入性的建構會是一種更有效的工作，但這并不是我對自己的定位或者對自己的指認。

更重大的問題是，這種相互的標簽對方、達成污名化效果的知識界分化，在當時，有著頗為深刻的現實依據。即，我們如何面對中國社會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乃至新世紀發(fā)生的、歷史劇變的過程？我們如何指認這個過程？我們怎么分析中國社會的狀態(tài)、結構、面臨的問題和可能性？以及，我們如何站在中國，去回應、想象、勾勒世界？

我個人做出的真實選擇是，在立足本土的同時，走向亞非拉。我自覺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性的連接局限在歐美，而是設法把它拓展到廣大的第三世界，希望去連接亞非拉的知識分子，連接他們的思考、實踐和抗爭。我希望自己能夠真正地獲得一種世界視野，不是一個逐漸萎縮到歐美、進而萎縮到美國的狹窄的視野，而是一個重新打開的全球場域。50-70年代我們曾經擁有一個非常豐富的第三世界視野，但同時我們的歐美視野則完全被封閉、被隔絕；然而，當我們重新獲得歐美視野的時候，我們自以為我們”全球化”、“世界化”了，我們卻遺忘了，一個更廣大的世界被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新建立世界視野，并通過這樣的視野來重新反觀中國。

但是，歷經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并沒有如我一廂情愿地預期那樣，找到了別樣的世界、迥異的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雙腳、自己的身體，體認了全球化的事實和意義，重新定位了中國的國際位置和意義。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視野中，我修訂、重設了自己的思考參數。盡管，我仍然“在路上”。

今天，中國崛起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性變量；與此同時，金融海嘯對歐美社會造成的重創(chuàng)、國際恐怖主義的興起，則構造著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這一切每天都在更新著我們所面對的中國、也是世界的議題。今天，“左”和“右”的分野不是更為清晰、明確了，相反，是更成問題了。因為，不論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情境當中形成的左右分野，還是在冷戰(zhàn)的特定格局當中形成的左右對峙，在今天，曾經密切相關的參數都蕩然無存。今天，在一個因為冷戰(zhàn)終結而喪失了建構烏托邦、想象別樣未來的能量的世界當中，各種各樣的抵抗運動、群眾運動、青年學生運動都在變形，很多在20世紀不言自明的立場選擇的前提業(yè)已改變。

大概只有一點，我始終是清晰和明確的：即，如果可能，我會選擇和多數的被剝奪者站在一起，我自豪“我們是99%”。如果這就是“左派”的話，好吧，那我不拒絕。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現成的答案，我們必須在一個緊張的觀察、介入、思考當中，去每天應對新的挑戰(zhàn)。

林品：您特別強調世界視野與世界性的連接。我們知道，國際主義一直是內在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精神。而面對全球化時代凸顯的種族議題，面對甚囂塵上的“文明沖突論”以及似乎與之遙相呼應的極端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面對因恐怖主義和反恐意識形態(tài)而得到強化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潮，在當今學界，也有不少非馬克思主義脈絡的學者，要么是試圖從啟蒙思想家那里發(fā)展出一種“新世界主義”，要么是試圖從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資源那里發(fā)展出一種“新天下主義”。您是如何看待國際主義，以及新世界主義、新天下主義這樣的理論建構嘗試的？

戴錦華：這個問題很難一言以蔽之。因為，“國際主義”是有定語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我來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二十世紀最美麗的記憶。我盼望著它能夠成為我們今天可以啟動和繼承的遺產，或者說，思想資源。但是，我特別強調它的定語，就是說，20世紀的國際主義實踐——不論是國際縱隊支持西班牙保衛(wèi)共和，還是西班牙內戰(zhàn)之后，很多國際主義戰(zhàn)士在途經中國的過程當中介入到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這些實踐是有其前提的，一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政治結構，另外一邊，是馬克思主義成功形構出來的歷史主體性力量的實踐結構，這個主體性力量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國際主義在它的歷史主體開始被中空化的情況下，是并不可以簡單抽象為一個名詞，就獲得新的召喚和現實啟動的。與馬克思主義的構想相背離的是，全世界無產者并沒有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聯合起來，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國境、種族、宗教信仰分割，很多階級的事實會被轉化成民族的、種族的、宗教的事實。另外一方面，則是資本的快速的全球流動，跨國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連接、整合起全球的資本和資產者。

對我來說，這帶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在面對高度整合的全球資本、尤其是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資本，面對迅速地改寫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日常生活面貌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時候，顯然，一種新的全球連接，是回應這種現實的必需。但是，從另外一邊，我們看到，以宗教原教旨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的種族論述為突出代表的現象，正說明，在這個全球化過程當中受害、受損、受剝奪的群體，是在被各種各樣的東西所撕裂的。對于這種種新的右翼民粹主義、右翼激進主義，我大概沒法一言以蔽之地去評判，因為它們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產生的；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們的是，它們絲毫不提供建設性，在它們中間，也不可能產生出一個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有效的和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組問題，或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同對于一種新的世界主義——或者說，一種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歷史主體的國際主義——的實踐的思考。因為，現在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發(fā)現，恐怖主義盡管以種族和宗教的名義出現，但其實大多是跨國發(fā)生的，甚至也是跨種族發(fā)生的。換句話說，在這個撕裂的事實下面，充滿了新的流動和整合。這個時候，有沒有一種有效的應對，一種更具有建設性的——首先是想象、進而是表述、進而是實踐的過程，就變得非常急迫。這當然不是我自以為我能夠獨自解決的問題，但我愿意參與到大家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應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