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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來，政權的人民性、群眾路線、群眾工作一直為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并為領導人不斷強調。

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鄧小平指出：“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

江澤民則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黨的目標，將“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工作的衡量尺度。

胡錦濤則明確要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習近平強調“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要使全黨同志牢記并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信訪工作從一開始就被當做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民性不斷被強調。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轉發中央辦公廳關于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時寫道：“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

在本輪上訪潮來臨之初，針對進京訪增多，胡錦濤曾批示提出“五個必須”：“必須提醒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必須帶著深厚感情做工作，必須堅決貫徹黨的政策，必須努力把問題處理在當地，必須加強協調配合。”2014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則提出：“推動信訪工作制度改革，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夯實黨執政的群眾基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群眾工作意味著無限責任。信訪作為群眾工作，信訪部門就不應拒絕來訪群眾，從而導致其實質上承擔了無限的責任。群眾工作與法治工作當然有著不同的要求。法治工作要求按照法律規則和法律程序辦事，將信訪當做法治工作來做，就是要將信訪（尤其是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導入行政和司法程序處理，保證當事人合法有據的訴求，在行政及司法程序和時限內得到滿足；同時，對于不合法的訴求，可以按照行政及司法程序予以拒絕；對于已經按照程序終結的事項，當事人再提訴求的，可以予以拒絕。

但是，信訪作為群眾工作，這意味著接訪人不能將上訪人推向社會，有理訴求要滿足，無理也要做好說服教育工作。當事人不停下訪與鬧的步伐，就說明接訪人的說服教育工作沒有做好。站在群眾的立場上，利用信訪渠道進行的活動有其政治正確性，即使其違背法治原則，也不能予以譴責或懲罰。這樣一來，信訪部門的責任實質上就是無限的，不可能停留在法治規則限定的范圍內。群眾工作，暗含了執政黨無限責任的倫理，它不受法治原則和程序原則的約束，這與現代科層運作是有沖突的。

群眾工作意味著政治性。從中央的角度出發，信訪工作涉及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承擔了重要的政治功能，任何將上訪人推向社會的行為都會影響黨群關系，從而傷害黨和政府的人民性和群眾基礎。

因此，中央要求必須從黨群關系的政治高度來做好信訪工作。但上訪潮確實又越來越接近中央的承受極限，導致上訪渠道的擁塞，因此，中央只能通過行政壓力要求地方和基層黨政投入更大的精力來解決信訪問題，要求基層無論如何都要將問題解決在當地，以緩解中央的壓力。如此，政治要求就以治理的形式表現出來。

也就是說，中央通過黨政體制將自身的政治壓力轉化成基層黨政的治理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基層政府必然青睞維穩取向，甚至成為維穩型政權。這種壓力不僅僅通過黨政系統的一系列考評、問責制度來實現，中央還在意識形態上對地方和基層占據話語權，那就是領導人講話中的一套群眾工作話語，要求地方黨政領導和信訪工作干部“走群眾路線”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的困難。

群眾工作的話語主要針對領導和信訪干部，而法治工作的一套話語則同時對上訪群眾和接訪干部。上訪群眾則可以“創造性”的運用這些話語，法治話語對自己有利時就運用法治話語，在法治話語無效的地方，繼續運用群眾工作話語。黨政領導和信訪干部需要同時承擔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的雙重義務和責任。

其實質就是，上訪人可以在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自由選擇有利的權利，信訪部門卻需要同時承擔兩種體系施加的雙重責任。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法治體系和群眾工作體系中，上訪人和接訪人的權力（權利）和義務（責任）是平衡和重疊的，這樣就可以以法治的方式來做群眾工作。

但是一些群眾的觀念沒有變化，他們尚不能普遍接受法治體系的權利義務界定，不愿意接受現代社會和法治體系所帶來的種種風險。在這種背景下，他們的諸多訴求，明明是日常生活中應當自己應付的事項，是市場經濟中個體應當承擔的風險，是法律訴訟中個體應當承擔的不利后果，卻偏執的要求黨和政府負責。那些在法治體系中看起來很荒誕的訴求，群眾工作體系卻不能回避，因為在這種體系和思維中，黨和政府是一切責任的終極承擔者，黨政系統永遠也不能推開群眾，不能置群眾的苦難于不顧，更不能拋棄群眾。

群眾工作體系最早源自戰爭時期，建立在“人民——敵人”二分法的基礎上，這一分類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演化成了“人民——壞分子”的結構，人民中有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和一般群眾（落后分子），二分法就被具體化為“先進分子（積極分子）——一般群眾(落后分子)——壞分子”三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