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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上映后引發熱議，更有人將其稱為當代中國的“官場現形記”。主人公李雪蓮在一級一級上訪中，將縣、市、省三級政府攪得雞犬不寧，然而其最初上訪的理由卻很難說是合理、合法的。導演馮小剛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是一則社會寓言，想說的道理便是“官員不擔當就是腐敗”。但是，面對不合理的上訪，政府如何應對才算“有擔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柏峰在長期的田野調研中，發現并總結了偏執型上訪，他指出信訪不僅是法治事業的一部分，更是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偏執型信訪很難在法治框架內解決，卻又不能不接待，信訪部門在雙重責任下容易陷入兩難境地。】

《我不是潘金蓮》劇照

上訪是社會治理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已經引起了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早期的研究多是在維權的視角下進行的，認為上訪是民眾針對政府的一種維權和抗爭形式，并在此前提下討論其政治影響和社會后果。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這種認識框架夸大了上訪的政治性，誤解了上訪的政治意涵。近來的一些研究主要從治理的角度出發認識上訪問題，探討上訪頻發的治理根源，研究了不同類型的上訪，并提出了分類治理的思路。本文沿著這一思路，分析所謂的偏執型上訪。

在基層調研中，常常聽到基層干部和群眾說，不少上訪人心眼小、認死理，他們將這種上訪歸結為上訪人的性格偏執。偏執型上訪，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受到了侵犯，常常是因為當事人固執于自己的訴求，執著于想象的正義，或者是在缺乏明確法律規定的灰色領域遭遇利益分配不均問題。此類上訪有當事人性格偏執的因素，但這不是全部，一部分上訪人是在上訪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偏執的。

作為一種治理現象和問題，僅僅用上訪人的性格因素加以解釋是不夠的，需要深入探討偏執型上訪及其治理的機制。本文將以作者在長期的田野調研中積累的經驗質感為基礎，試圖展現偏執型上訪的基本特征，展現其復雜性，探討其被不斷生產出來的體制原因和社會基礎。

偏執型上訪的幾種典型

偏執型上訪是社會轉型期特有的現象，其訴求多元而復雜，但多數缺乏明確的合法性，盡管可能有合理成分，但總體上屬于無理的范疇。上訪人所反映的問題，政府部門沒有能力滿足或不應該滿足其訴求。當然，明確斷定上訪人訴求的合法性，需要進入個案本身。一些上訪訴求涉及市場經濟中的風險、訴訟過程中的風險甚至曰常生活中的風險，這些風險本該當事人自己承擔，信訪部門對此無能為力。

調研中，我不止在一個地方調研聽說，有村民因妻子在外打工跟人私奔，而向信訪部門尋求幫助；有的人做生意虧本了，或者在外受騙上當，都去找信訪部門。信訪部門當然沒有辦法也不應該解決這樣的問題。很多偏執型上訪人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也許他們真的走投無路，但無論如何，強求信訪部門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都是偏執的表現。具體來說，典型的偏執型上訪存在于下列幾種情形中：

第一，鄰里糾紛引發的上訪。在眾多被基層干部和群眾認為偏執的上訪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鄰里關系和日常瑣事而上訪的，這些瑣事有的不涉及利益爭端，有的有所涉及但利益標的并不大。鄰里糾紛的緣由各種各樣，有相鄰關系中排水、灌溉引發糾紛的，有共用圍墻引發糾紛的，有宅基地界線引發糾紛的，有采光引發糾紛的，有鄰居違法建設引發糾紛的，也有日常口角引發糾紛的，還有因羨慕妒忌引發糾紛的等等。這些緣由往往成為當事人上訪的事由，而這些事由的依法解決并不一定能讓當事人息訪。

上訪事由不過是鄰里糾紛的一個“出氣口”雙方針對的不一定是事由本身。有時上訪事由的解決不僅無法平息鄰里糾紛，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成為另一方當事人新一輪上訪的緣由。鄰里糾紛往往具有“延伸性”糾紛不是由一次矛盾沖突、一個明確的標的所導致的，其背后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投入了當事人的深厚情感或激烈情緒，從而容易導致偏執型上訪。

正因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不同人身上，會導致不同的反應。通常不會引發糾紛的事由，在有“過節”的鄰里關系中就可能成為長期積怨的爆發點，引發激烈的糾紛，甚至導致刑事案件的發生。鄰里糾紛適合用“延伸個案”的方式加以解決，需要與糾紛當事人的過去關系狀況和未來生活相結合，與村民對糾紛的整體看法相結合。因此，鄰里糾紛引發的上訪，接訪者一般強調通過調解渠道解決，從根源上平息矛盾。

第二，村莊派性引發的上訪。所謂村莊派性，就是對村莊事務持有不同的看法，這種不同看法因村委會、黨支部的選舉而在村莊內激發出政治性矛盾。派性在村莊生活中導致的上訪非常普遍，或者說，在村莊派性的競爭和斗爭中，上訪是一種具體的可利用形式。村委會選舉往往是村莊派性斗爭最激烈的平臺，村莊對上級政策的實施也可能成為派性斗爭的平臺。

在這些場景中，只要上訪可能增強自身派性的力量，有利于派性斗爭，它就可能被用上。這種上訪往往針對村委會選舉不規范，村莊決策不民主、不透明、不規范，集體土地承包合同不規范、不合法，村務管理混亂，村務、財務不公開，村干部作風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等等。

這些上訪事項往往涉及全體村民的利益，上訪人的訴稱往往虛實都有，但大多缺乏明確的證據。在地方政治社會生態中，這些違規現象較為普遍，基層干部和群眾對這種違規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正常化”的特殊“預期”真正核查起來牽涉面太廣，耗費過多資源，影響社會關系的穩定，影響基層當下工作的開展。而且，上訪人一派可能也曾經在“臺上”擔任村干部，同樣甚至更嚴重的存在自己上訪聲稱的那些問題。

正因此，在派性嚴重的村莊里，常常出現輪番上訪，兩派或幾派互相拆臺的情形，各派都日漸偏執，投入了自身派性的情感和追求。村莊派性引發的上訪中，上訪人以法治或政策的名義上訪，其最終目的是派性斗爭，斗爭的雙方都會表現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姿態。

第三，偏信“政府責任”引發的上訪。所謂偏信政府責任，是指上訪人堅持認為，政府或公立事業機構對某事項應當承擔責任，而根據通常認識、制度規定或法定鑒定程序，政府并沒有明確責任。上訪人不接受制度規定或法定鑒定程序得出的結論，也不接受解釋和勸說，堅信自己的判斷，偏執的要求政府承擔責任。

例如：武漢山鄉的老上訪戶劉某，1989年其妻在鄉衛生院做節育手術一段時間后身體不適，檢查后確認為下肢深靜脈血檢，但是醫院復查后認為與節育手術無關。多家醫院鑒定都是相同的結論。但劉某夫婦就是不認可，多年堅持上訪，多次赴京上訪。再如，同在山鄉的老上訪戶的劉某某，其被確診為食道癌晚期的妻子，在其兒媳婦計劃外懷孕二胎被處罰的當天死亡，劉某某一直堅持認為其妻死亡與計生處罰有關，要求政府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