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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普通患者而言，居家隔離確實更舒適，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有利于康復。在方艙不足的地區，事實上已經有大量居家隔離的案例，因此更被認為是可行的。但居家隔離存在隔離措施不得當、導致社區傳播的風險，進而造成封控時間被迫延長，產生更多損失。如何衡量這兩者的得失，超出了醫學范疇，同樣是個需要政治抉擇的問題。

居家隔離時，輕癥突然惡化卻得不到及時救治的風險，雖然依舊不大，但比起方艙隔離確實可能增加。如果沒有死亡案例，絕大部分輕癥患者或許還能安心在家休息，但出現極端案例后，一些人就會恐慌，對新冠導致的發熱更為恐懼，想盡辦法得到救治，甚至強行出門、闖醫院。紙面上可行的方案，也許就會釀成嚴重的社會后果，這也是政治責任。

從中又帶出另一個熱門話題——“醫療擠兌”“醫療擊穿”。

各國在新冠疫情下，多少都出現了對醫療資源的占用，但如何判定“醫療擠兌”“醫療擊穿”，其實并沒有公認的標準。如果中國與新冠“共存”，一些懷有敵意的西方媒體是會報道醫療系統“承受壓力”“排隊延長”，還是炒作“擠兌”“擊穿”呢？這種標準判定其實也是政治問題。

香港這一波疫情，據統計顯示，“在任何時間節點，只有不到150例重癥病例以及不到150例需要使用ICU的病例”。這數字究竟算多算少，基于不同立場的人會給出截然相反的解讀，這其中也有政治判斷的因素。

還有一種“擠兌”被稱為“防疫擠兌”或“隔離擠兌”：目前國內由于重癥少，單純因新冠造成的治療需求較少，方艙隔離、全面檢測占用的醫護人力更多，成為“擠兌”的原因。然而，“隔離擠兌”可以通過各地支援來緩解，如果處于“共存狀態”，固然沒有了“隔離擠兌”，但各地因新冠產生的醫療壓力都要獨自承受。

封城導致醫院普通門診停擺，也會導致大量人員得不到救治，有人根據2018年官方數據計算，上海每天有74萬人次門急診和7000臺住院手術。如果單看新冠病人的數量，哪怕全部需要門診，都無法與這樣的停擺損失相比。

但封城是為了防止疫情蔓延，不管是討論“隔離擠兌”還是“封城停擺”，都要考慮到“共存”下新增的新冠治療消耗比起“清零”的情況，也是種醫療資源的“浪費”。到底哪個對醫療資源消耗更大，浪費更多，其實涉及參數很多，并非“科學”能夠清晰界定。

還有人搜集很多國內外數據，推導某地“能扛得住多猛烈的感染”，但是不確定的條件還是太多，推導時考慮了一些數據修正因素，卻難以給出可靠的修正參數。當參數的選擇有很大的隨意性，且會對結果有明顯影響時，這就不完全是科學問題，而與立場密切相關了。

從國際比較中可以看到，“共存”后每百萬人口因新冠住院病人各國大相徑庭，中國如果“共存”，考慮繼續推行的防疫措施和執行效果等等，數學模型可以把結果落在很大的范圍內。這樣的“科學”討論，很難說不是“政治”。

而且，這類推導的最終結論，如果要得到一個好的結果，還是要落實到疫苗注射、民眾心態上，這些都是不可能單單在科學層面上解決的。科學分析可以提示哪些問題需要關注，但是否落實，怎樣推動，還是政治行為。

更深入的討論還要進入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可以建立模型來預測“共存”下的經濟發展，但這比流行病模型還復雜得多，要考慮更多因素。盡管中國人會更注重自我防護，減少疫情的影響，但恐慌心態也會抑制服務業消費。如何在模型中衡量這兩種相沖突的效應，同樣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也有人擔心，中國與新冠“共存”后，會導致制造業外流。是否相信中國即使在“共存”條件下，依然能比其他國家管控得更好，不會產生明顯的制造業外流壓力，實際上也是一種基于政治信念的判斷，不是經濟學家能確切證明的。

綜上所述，防疫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醫學、社會學、經濟學在其中只能提供參考，最終的決策還是政治問題，甚至各學科專家在建立模型時的參數選擇，有時本身就體現了政治傾向。

結語

顏寧表示，“從病毒學分類角度這么說不嚴謹……但我們從實驗設計角度都認為Omicron這個病毒和其他SARS-CoV-2已經完全不是同一種病毒，因為它的病毒特性尤其決定其感染和傳播能力的S蛋白特征、血清學特征及免疫逃逸、傳播能力、致病性、臨床表現和流行病學特征已經和2020年初武漢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野生型完全不同了。”

“認為對待R0=2.79和9.1（R0為基本再生數，指一個感染者平均能感染多少沒有針對性免疫力或物理防護的人），病死率差距幾十倍的兩種病毒采取同樣的公共衛生方法顯然是沒有看到敵我兩方中敵方的發展和變化。”

從科學角度來說，顏寧的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但中國并非“采取同樣的公共衛生方法”，比如《診療方案指南》一直在更新，最近已經出了第九版。各地“動態清零”的措施也不盡相同，只不過當“動態清零”未取得預期效果時，都轉為“封城清零”，才看上去“同樣”。

而且就像前面所說，如何調整公共衛生方法，最終往往還是要看怎么提高加強針接種，怎么把握民眾心態等等方面，制定怎樣的標準來判斷這些先決條件是否滿足，如何有效推進相關工作，都是政治行為，科學因素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當然，科學、政治并非對立關系，科學的參考意義始終是重要的。比如，我們面對R0數值極高的奧密克戎還堅持“清零”政策時，要認識到流調難度大為增加，而且容錯率極低。當R0數值低時，即使有漏網之魚也能通過再次流調掐斷傳播鏈，現在則很難做到。

這意味著“動態清零”轉為“封區清零”“封城清零”的門檻不得不大大下調。但在實踐中，又得注意一方面要爭取盡早“封城”，速戰速決，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過于頻繁“封城”。

又比如，雖然新冠一年四季都能感染人，但季節變化還是會帶來一些差異，目前全國很多地區已經處于春季的末尾，仍有數千萬人口被“封城”。按照已知的規律，到秋冬季節，疫情很可能比現在更為嚴峻，要對同時出現多個省市、上億甚至兩億人口的大規模“封城”有所準備。在那樣的情況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模式也會面臨空前的壓力。堅持“清零”政策不動搖，也意味著要為這樣的挑戰做好準備。勝利終將屬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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