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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清晨，在小區門口遇到幾位鄰居。互問早安時，兩名身穿紅馬甲的基層干部從我們身邊經過。他們明顯才清理了垃圾，一人手中還拿著清潔工具。另一人拿起手機，熟練地對著干凈的街道咔咔一陣拍，急匆匆地離開了。

我腦中蹦出一個詞“留痕”，而一位鄰居對著他們離開的背影努努嘴，嗤笑一聲“你看，形式主義。”另一位鄰居連連附和，并談起了創文創衛期間民眾各種看不懂的基層管理。

當我就此類事情詢問基層干部們時，有幾位覺得有口難言。“早上8點多，誰想沒事找事一大早就來清潔或檢查街面？更何況，街道兩旁干凈整潔，不也是為小區居民創造更好的人居環境嗎？”

民眾覺得假，干部覺得冤。過度留痕，越發影響著干群關系。

資料圖：新華社

01.留痕，留痕，還是留痕

從群眾的角度看，基層干部下來做事，和民眾還沒聊上幾句，先忙著拍照合影；工作還沒開展多少，先請民眾簽好評估單；一次活動現場，工作人員換上不同單位的橫幅、衣著，手機相機咔咔響。這些現象，難怪“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唾一句“形式主義”。

“過度留痕”不是新鮮事，也曾遭群眾及基層質疑、媒體否定，甚至中辦發《通知》明令制止，并要求各級政府“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但當下，“案牘留痕”仍是不少地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逐漸內化為少數干部的工作慣性。

實際上，說到工作留痕，不僅民眾怨懟，很多基層干部們也頗有微詞。

最近一段時間，2020年入職的小李在補部門2018年的材料。他告訴我：“配合檢查督查的人比抓落實的還多，有時候群眾辦事都找不到空著的人。”他苦笑著連連搖頭，似乎很不贊成卻又無計可施。而鄉鎮一級，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牌子太多，墻面空間太小。掛不過來時，上面哪個部門要材料，就掛哪個部門的牌子拍照。”

小李補材料，是因為已完成的某項程序在當時看無足輕重，如今看來是缺少依據，比如簡短的內部意見交流沒有會議紀要，某次檢查沒有現場照片。從民企考入體制內的小李，覺得此舉效率低下，對此頗為抗拒。“說實話，補的材料里實用的就一兩句，字數不夠就編空話套話，沒話寫話。”

而基層掛牌的初衷，原本是為一目了然地告知群眾，此處辦何事。但一些地區，同一個辦公室各類“中心”“之家”“協會”“服務站”的牌子鋪滿了墻面。牌子越掛越多、攤子越鋪越大，不僅讓“身兼數職”的基層人員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讓辦事群眾頭暈眼花。墻上牌子亮閃閃，群眾的問題卻得不到解決，損耗的終是公信力和干群情誼。

資料圖來源：微博

同時，科技進步也“造福”了留痕——范圍擴大、方式也越來越“卷”：從文字表格、圖片照片，到微信、APP實時打卡，再到GPS定位、水印相機刷臉。一名“鄉村振興”包村干部告訴我，“有時候鄉下信號不好、角度不好，換著位置采集幾次才能成功。群眾在旁邊看著，知道是走程序的覺得反復倒騰，不知道的以為你在自拍邀功。”有一位“河長”則補充：“這個問題在巡河巡路方面特別突出。”

退役局的小軍自嘲“圖文并茂太落后了，我都用上視頻留痕了”——對于小軍來說，逢年過節，登門拜訪老戰士、同老戰士交流，本是一件汲取精神力量的快樂事。但為了留痕，不得不請堅信“訥于言而敏于行”的老戰士們與禮品合照，由此產生了一些誤會。如此，小軍索性自費購買了小巧的掛式攝像機，為老人送物資時錄下需要存檔的部分，送完后再加班整理，耗費著大量時間精力。

而在大量交流中，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步步留痕”似乎在帶歪許多年輕干部的工作觀、責任觀，在部分年輕公務員群體中造成價值倒錯的趨勢，給基層有效治理造成消極影響。

畢業后，立即成功“上岸”的小A說：“我覺著程序化還是很有必要的，就比如各單位聯合搞個活動，如果你是領導，你也不可能什么活動都親自來看著吧？那你怎么知道手下人是干了活還是騙工資呢？就必須要留痕。換位思考，如果你是A單位的，B單位扯個橫幅在活動現場集體拍照了，怎么證明你A單位也參加了？也必須留痕。所以留痕是有必要的，即使繁瑣，但也證明做事了。”

另一位則說：“只能說看似形式主義，但在沒有好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拍照做材料就是基層應對的上策。我覺得比起流程中貪污或完全不干事，總體是在向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