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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父王福壽：要對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對得起活著的人！

王波犧牲后，1955年，王援朝的軍人母親黃彥亭，帶著他改嫁同為志愿軍的王福壽。

繼父王福壽，1947年參軍，在解放戰爭中立過特等功，和王援朝的父親王波同在解放軍7師21團。入朝作戰后，王福壽在第1軍第7師坦克團，王波在第7師衛生科。

那年王福壽32歲，黃彥亭40歲。他們的婚禮在青海西寧留守處舉行，這場特殊的婚禮，讓4歲的王援朝刻骨銘心。“婚禮莊重又熱鬧，來的人特別特別多。部隊的叔叔阿姨們熱火朝天地張羅，好多人給繼父和母親灌酒。我以為他們在欺負母親，氣得在旁邊大哭大鬧，又把叔叔阿姨們惹得哈哈大笑。”

回憶到此處，王援朝淚流滿面：“當時我繼父是個未婚軍官，很多人給他介紹對象。想到這些我就很難受，我這輩子欠繼父太多了。”

1959年，繼父王福壽轉業到成都。回憶起和繼父生活的童年至青年時期，王援朝幾度哽咽。“他總是盡己所能給我最好的，總是樂呵呵的同我講話。就算我犯錯了他生氣，也只是冷著臉不說話，沒對我發過哪怕一次脾氣。”

甚至在3年饑荒時期，父母也從牙縫里摳出糧食給王援朝，沒讓他挨過餓。1962年，王援朝離開成都去河北讀書。繼父王福壽送他去火車站，怕他路上餓著，特地到飯店買來一小碗珍貴的白米飯。王援朝吃了兩口，便說吃飽了，把碗推給了繼父。“以前在家里，他從來只吃一些糊糊和野菜湯。那次他接過那碗白米飯，吃得狼吞虎咽。父母在生活中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但同時要求也很嚴格。繼父總是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好好做人，不能對不起我的烈士爸爸。”

參軍前的全家福，后排左一弟弟王援青、左二王援朝。

1973年，王援朝從部隊復員回家，想要一輛自行車。計劃經濟時代，自行車很難入手。一天，王援朝無意間聽見父母在交談，繼父對母親說：“咱們做事，要對得起死去的人，也要對得起活著的人！這自行車再難也要買。”

這句話，直到繼父走后，王援朝才明白了里面的深意。

1979年夏天，王援朝的妻子懷孕了，父母高興壞了，繼父神秘地告訴王援朝，他們要去西安。王援朝問父母去西安做什么，繼父只欣慰地盯著他笑。

王援朝送父母上火車時，繼父給王援朝買了一根冰棍，一邊看著他吃一邊笑：“三天后，我就回來。”

但世事難料，三天后父母沒有回家，王援朝卻接到繼父在西安病危的消息。他火速趕到西安，在醫院看見了躺在病床上的繼父。他身上插滿管子，已經說不出話來。原來，王福壽在西安突發闌尾炎，因急性感染引發了敗血癥。

“病床旁，常常陪伴著一位陌生的阿姨，她看我的眼神滿是憐愛。”但當時，王援朝的注意力都在搶救繼父身上，即使母親黃彥亭示意王援朝多和這位阿姨親近親近，王援朝也沒放在心上。

“繼父彌留之際，用盡最后的力氣把我的手和那位阿姨的手拉著疊在一起。他笑了起來，帶著那個微笑走了。”悲痛不已的王援朝隱隱感覺，他和這位陌生的阿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生父杜耀亭：犧牲在停戰協議當天

2018年4月5日，清明。烈屬團一早趕去中朝友誼塔，參加中國駐朝鮮大使館舉行的公祭。每年，中朝都會組織祭掃活動。

朝鮮人民軍軍樂團早已整齊就位，朝鮮禮兵在友誼塔四周持槍護衛。莊重肅穆的公祭現場，王援朝在人群里顯得尤為醒目。因為他雙手各執著一副志愿軍烈士的遺像。遺像上的兩人，一位是他的父親王波，另一位，是他親生父親杜耀亭。杜耀亭這個名字，在友誼塔《志愿軍團以上干部烈士名錄》中。

“有個西安烈士后代，仔仔細細找了幾次，也沒有在墻上和名冊中找到父親的名字。他是個比我還大幾歲的老者，忽然情緒崩潰，在地上哭得像個孩子。”王援朝說，“他父親是朝鮮找不到但國內登記在冊的，很多烈士甚至連名字都沒留下。還有一些15、16歲犧牲的戰士，連個后人都沒有，不知道他們家人百年以后，還有沒有人記得他們。”

烈屬們撫摸著烈士名錄墻上親人的名字慟哭（圖源紅色晉綏網）

直到1979年繼父病逝，王援朝才捋清了自己的身世。當時，王援朝在西安另一所醫院中，為繼父尋找稀缺的紅霉素，忽然發現人群中一男子聲音和自己非常像。他探頭探腦地尋找聲源，忽然和聲音的主人對上了視線。片刻，那個人先開了口：“你就是援朝吧？”原來，這人是他的親二哥杜建民。而繼父病床前的那位“阿姨”，是他的生母呂瑞清，他的生父叫杜耀亭。

杜耀亭1937年參軍，和王波同是抗日時期的老八路。生父杜耀亭、養父王波和繼父王福壽是1軍7師21團的袍澤兄弟。后來從團部分到師部，杜耀亭和王波也一直在一起。

杜家和王家同住甘肅高臺鎮，杜家已經有了2個孩子，王家卻多年無所出，杜耀亭和呂瑞清便把剛出生的老三王援朝過繼給王波。王援朝說：“援朝這個名字，我不知道是生父還是養父取的，但都表明了他們的心意——抗美援朝，保家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