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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下雨，人要犧牲

明清時期人們記載洪水，有連綿降雨引發的“淫水為災”，也有驟降暴雨引發的“蛟水”山洪。皖北、皖南時常遭受洪水災害，而且災情往往非常嚴重。比如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淮河水位暴漲，沿淮的壽州、臨淮、盱眙皆遭洪水灌城，壽州城內積水竟深達兩丈。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江淮人民依舊要遭災。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合肥、懷寧、無為、廬江等十余個州縣遭受水災，太湖、潛山大小河流潰堤無數，長江水灌入了和州城內，房屋盡遭淹沒。直到清朝統治最后的宣統年間，江淮流域還在連年遭災，宣統元年淮河大水，次年長江、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宣統三年淮河流域再次發生水災，當年農歷六月底，鳳陽府城疾風驟雨三晝夜，平地盡成澤國。

學界對明清以來安徽的水旱災害有著詳細的統計，無論是頻率還是烈度，在全國都位居前列。就自然環境，特別是季風氣候的降水特點而言，安徽的確發生引發水患。不過，中國人自古就有治水的習慣，淮河邊的涂山至今還有“大禹會諸侯”的遺跡，明清兩朝五百余年，怎么就沒能治好安徽的水患呢？如果說長江水勢浩大，古人難以治理，尚且可以理解，但治理淮河總歸難度較小，明清也的確投入了巨額的財力、人力用于治河，為什么皖北還是水患不休，甚至愈演愈烈呢？

一個關鍵問題是，明清時期國家治河，目的是什么？康熙皇帝將“河務”二字“懸之宮中柱上”，可不只是為了拯救民生。對照地圖不難看出，東西走向的黃河與淮河在洪澤湖東匯流，緊鄰它們的是南北走向，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大運河。這條運河每年將國家所需的關鍵物資從南方運往北京，是帝國的動脈血管，漕運的成敗直接關系著王朝統治的安危。

這么重要的漕運河道，當然要防著泥沙多、愛決口的黃河。所以，明清兩朝一方面盡量不讓黃河決口，另一方面在洪澤湖口下足了功夫，比如修建了著名的高家堰，讓相對較清的淮河水能夠抗衡住黃河來水，稱作“蓄清敵黃”。既然要蓄水保運河，就得維持足夠的水位，不能讓水輕易流走。而一旦來水過猛，形成洪水，為了防止洪水威脅運河，也為了保護繁華的“淮南”，不僅皖北要行洪、泄洪，洪澤湖更要全力泄水，位于下游的蘇北必然淪為澤國。

《姑蘇繁華圖》（局部）

明朝的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爺爺、奶奶的墳墓在淮河邊的泗州，為了防止水淹祖陵，影響了王朝龍脈，當時還要稍稍考慮一下洪水泛濫的影響。到了清朝，這唯一的阻礙也沒了，該蓄水就蓄水，改泄洪就泄洪，一切以保全國家漕運和淮南繁華為目的。至于皖北、蘇北的民生，則顯得沒有那么重要，甚至無需考慮，頻繁且劇烈的水患不只是天災，也有人禍的因素，一如馬俊亞教授的精辟總結，整個淮北地區都成了“被犧牲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