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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亞投行，中美兩國可以開展合作的領域還有很多。當前，中美雙方在傳統安全問題上的摩擦和矛盾十分尖銳，如果說要開展合作，主要就是進行危機管控。但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在應對全球挑戰問題上，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反對恐怖主義、加強核安全、應對能源短缺、打擊國際犯罪、防止國際傳染病等諸多方面，甚至在維護互聯網安全、外空安全方面，中美都有很多、很大的共同利益，雙方應爭取達成更多的協議，積極開展合作。

現在雙方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當非傳統安全問題突顯時，比如金融危機發生后，中美在G20曾有積極的合作；再比如911恐怖主義襲擊發生之后，中美之間的反恐合作明顯加強了。但一旦形勢有所好轉，合作的步伐就慢下來了。而隨著雙方之間在傳統安全上的摩擦重新上升，非傳統安全合作往往受到重大干擾，甚至陷入停滯。因此，如果兩國政府都有遠見的話，應該始終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予以高度重視，不斷把這方面的合作推向前進。這既可以培養雙方的合作習慣，又可以對雙方在傳統安全領域的摩擦起到平衡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中美雙方都坐在同一條船里，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總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雙方應該也可以大有作為。

至于說戰略互信，這是一個比較高的層次，中美雙方要全面建立起戰略互信很不容易。近年來，美國重返亞太，中國崛起，這些都導致雙方戰略互疑上升。因此，有人說現在中美兩國存在著嚴重的“信任赤字”。但我認為，也不要把這個問題絕對化，即使在雙方分歧加劇的情況下，雙方在建立戰略互信方面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例如，努力保持和加強兩國的對話機制，建立起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不斷加強安全信心措施建設，共同制訂必要的安全行為準則，以及確保雙方都充分地了解對方的底線、不去觸動對方的底線，等等，如果兩國能在這些方面不斷取得進展，也可謂是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戰略互信吧。當然，堅實有力的戰略互信最終還是要建立在更多合作的基礎上，并且雙方要越來越能正確地理解對方，大大地減少誤判和誤解。在這方面，中美兩國之間任重道遠。

觀察者網：2012年之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活躍，也在進一步促進改革，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這些改變讓美國有些不適應。您認為該如何向美國政界和學界解釋中國近些年的改革，減少雙方的誤解？

張沱生：現在美國有個擔憂，認為中國的改革停止了，甚至有人說我們的改革在倒退。怎樣才能讓美國人打消這種擔心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自身要堅持改革開放絕不動搖。新的中央領導團隊上任以來，建立了由最高領導人擔任組長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決心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美國現在還不太相信。為什么？因為我們現在的改革已進入了一個深水區，以前進行的改革是相對比較容易的，但現在不同了，涉及的是金融、土地、大國企的改革，都是深層次的，難度非常大。中國的發展模式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高能耗、高污染、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做法已難以為繼，中國必須實行經濟轉型。當前，美國懷疑我們推進改革和實現經濟轉型的決心與能力。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說服美國呢？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我們的實際行動，一步步攻克改革難關，堅定地去除我們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種種弊病。我們的經濟增長穩定下來了，改革見效了，有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所以如果想讓美國人了解我們是堅持改革開放的，而且是決心通過改革開放來促進發展的，最重要的將不是言辭，而是要用我們的實際行動證明給他們看。

觀察者網：現在普遍認為美國有一種心理焦慮，尤其是對“世界領導權”的焦慮。您認為美國出現這種焦慮的原因是什么？該如何來應對這種焦慮？

張沱生：美國這個國家其實很有意思，19世紀末它的GDP就已經是全球第一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并不急于去當世界的領導者，它搞了個門羅主義，守住自己的家門和后院，采取了一種非常務實的做法。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的強國在戰爭中損失非常大，美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走到了世界的前臺，但美國還沒有完全拿到世界領導權，蘇聯成為了它的強大對手，和它形成了兩極對立的格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垮臺，美國才獲得了完全的領導權，形成了一極世界格局。

這時美國開始感到飄飄然了，“歷史的終結”這種話也出來了，要在全世界推行其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甚至不惜發動“人權戰爭”。此后，美國犯了不少錯誤，最突出的如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贏得了戰爭，卻無法贏得和平，這使它的軟、硬實力都是受到較大的傷害。再后來，它又搞出了一個金融危機，使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都遭受重大沖擊，美國的自信心開始下降。而在此期間，中國的實力持續上升，中美之間的差日益縮小。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產生了焦慮感，擔心它的領導權被中國等新興大國分享甚至奪走。但事實上，這一輪新興大國集體崛起的特點恰是融入和基本維護現行世界體系，只是它們希望使現有秩序變得更好一些，想推動一些必要的改革，承擔更多一些的責任，以有效應對各種全球挑戰。這難道不應該歡迎嗎？美國應該意識到，中國已經長大了，美國應該鼓勵和接受中國在地區和全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應支持中國在一些問題上承擔一定的領導責任。其實，從改革之初中國就確定了融入國際體系的方向，中國早已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當然，中國也有志于對現存秩序中某些不足或過時的方面進行改革，但它將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一起共同努力。就這點來說，我實在是希望美國能夠更自信一些，也能更大度一些。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美國其實也試圖在國際關系上做出一些改變，比如和古巴恢復外交關系，從伊拉克撤兵，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已經認識到以往外交策略的失敗或者說不足，試圖通過這種改變打開目前面臨的外交困境？

張沱生：奧巴馬一年多后就要卸任了，怎么評價他是后人的事情，但我覺得，就總體看他還是一位比較務實的美國總統，任職期間還是做了一些大事，雖然現在有很多美國人批評他，但我認為，將來他在美國歷史上還是會有一定地位的。

布什政府曾開展全球反恐戰爭，反恐本身沒有錯，但美國的反恐戰爭犯了不少錯誤，包括一味強調進行“先發制人打擊”、企圖用戰爭手段在中東推行美式民主等，結果不僅沒有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反而加劇了恐怖主義的發展，目前在中東非常猖獗的IS可以說就是伊拉克戰爭的產物。當時美國攻打伊拉克，理由是伊拉克非法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占領伊拉克后卻什么也沒發現，這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威望，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

相比之下，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比較務實。最近美國恢復與古巴的外交關系，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其實奧巴馬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從上臺之初就開始了。他決心結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戰爭，并從兩國撤軍。奧巴馬政府還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調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亞太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但美國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與制約卻加劇了與中國的摩擦。從總體看，近些年來，根據全球力量對比和自身實力的變化，美國確實在做出戰略調整，但這一調整還遠未完成，其方向也還不十分明朗。倒是有一點中國應高度警惕，這就是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內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認為其對華政策“過于軟弱”。美國未來的對華政策可能有哪些變化，值得予以密切關注。

觀察者網：再回到最近的中美關系上來。美國大選已經拉開帷幕，在以往的大選中，中國往往成為各個候選人攻擊的對象，針對中國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中美關系在這個過程中總是會出現一些波動。那么如何在這次大選中避免這種波動？以及如何改變中國被動應對的局面？

張沱生：根據對中美關系的多年觀察，我認為這是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常態。每到大選，總統競選人往往會利用別國或者國際上的一些事情來互相批評，為自己造勢爭取選票，這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對于美大選中拿中國來說事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而且過去往往是這樣的情況，一些選舉人在大選中對中國說了很多過頭的、強硬的話，但等他上臺以后又會從現實關系和實際利益出發，調整其曾宣示過的政策。比如小布什上臺前，中美之間曾發生了臺海危機、炸館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美關系處于低谷。在競選的時候，他對中國說了一些非常強硬的話，其上臺初期采取的政策也確實一度加劇了中美關系的緊張。但經過一段時間后，布什總統從兩國的大局考慮，從美國的總體利益出發，開始對對華政策做出調整，并逐步改善了對華關系。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美大選中的反華言論完全掉以輕心、置之不理，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做出一些努力，防止兩國間的某些事態在大選年被美國總統候選人過度炒作。因為這畢竟會強化中國的負面形象，在美國民眾中造成扭曲的認識和很壞的影響，而且這也可能使美新政府在上臺后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回到務實的對華政策軌道上來。我們應從現在起更加努力地維護中美關系的穩定，加強分歧管控，尤其是要努力避免發生突發性事件。此外，我們還應爭取通過各種政府對話和民間交往對美國大選中的涉華輿論主動施加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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