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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新時代的異鄉人

處于2024年非法移民浪潮下的美國，就如國際上的經驗一樣，“小院高墻”的政策非但沒能維持自身共識，反倒被自己所劃的內在邊境不斷侵蝕。大量的非法移民充斥著低端服務業、基礎或非法農業以及一些制造業。將這些行業和工作為紐帶，他們建立了以自身為中心的文化圈子。

在這張關系網內，有組織的非法移民可以獲得各種社會服務，而不需要直接接觸他們所踏入的美國社會。有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可以不用學習英語，因為其所處的工作環境并不需要英文作為公共語言溝通。而維系這個圈子的，正是獨立于美國文化的、被“新邊境”所圈起的“異鄉文化”。

有一些觀點將這種現象稱為“奴工經濟”。通俗來說，他們認為美國依靠這些非法移民獲取低成本的勞動力，并不斷填補低端工作崗位的空白。誠然，大量的非法移民收入低于官方的最低收入標準，但他們也大多可以免去作為美國稅收大項的收入稅和財產稅。

相比之下，民主黨所構建起的“非法移民有利于美國社會”的敘事也無法令人信服。實際上，除去相對少量的服務業，更多的非法移民被投入到與社會隔絕的制造業與農業之中，在相關工業中形成了大量的非法勞動力聚集，甚至在這基礎上形成了人口走私。

美國對非法移民的接納，也不源于刻意的政策調整，而是源于兩黨因為自身利益互相推諉的副產品。同時，非法移民也無法完全填補低端產業的勞動力空白，因為有更多的較低端制造業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身份，但它們扣除稅項后的收入反而沒有非法工作多，所以壓根招不到人。也就是說，所謂非法移民滿足勞動力短缺，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敘事，無論是將其當作經濟神話還是人權噩夢，都是不恰當的。

美國的非法移民現象其實是一種“路徑依賴”的結果。在移民政策上，美國政府按照兩百年的“老傳統”——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將非法移民隱性地隔絕起來，成為一種低端的“異鄉人”。美國從稅單的要求、對公司勞動力選擇性的檢查及各州政府不同的政策待遇上，巧妙地將非法移民的活動范圍畫出界限，讓他們待在特定的社會角落，成為被敘事渲染下模糊的背景。

例如，加州各個地區生活物價的差別，就可以讓非法移民從特定的區域離開，形成不同的聚集區。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又可以不斷壓榨非法移民的剩余價值，一些“天高皇帝遠”的非邊境州（特別是一些民主黨州），亦可以利用地理優勢吃移民政策的紅利，鼓勵非法移民正當化。這樣政客們既可以在博取少數族裔青睞的同時，又不用受到移民壓力的困擾。

而飽受移民壓力的德州，為了回應這種政策，在2023年累計向這些非邊境州運送了8萬移民。于是，由于種種繁雜的原因，非法移民被不斷地插入美國社會的縫隙，成為一種被忽視的文化背景。除了以黨爭為目的政治運動外，他們的社會聲音甚至不如那些有公民身份的無家可歸者。

相比于大多數非法移民的勞動量和作息，流浪者閑散的時間可以說是一種奢侈作者供圖

正是由于非法移民正當社會地位的喪失，逼迫美國的（官方估計）1100萬非法移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大多數以族裔為核心組成的社會團體成為了非法移民真正的生活范圍。由于社會信息的不對等，他們便通過人脈創造更有效的溝通方式，美國社會則成為了其賺錢的對象，而不是融入的對象。

長期以來，這些文化圈成為了美國國內的異鄉者，一種打工的代名詞，甚至是一個階級的刻板印象。這種排斥感最明顯的體現之一是語言的隔閡，以筆者曾在星巴克的工作經歷為例，就時常遭遇這類“我們vs.他們”的時刻。

當店里缺乏會說西班牙語的員工時，只會說西語的顧客就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店員們互相比比劃劃，耗費不少溝通時間。這時，文化的隔閡感便充斥著店內：認為自己被耽誤的排隊顧客雖然因政治正確而極盡掩飾，卻仍情不自禁地向這些拉丁裔顧客投向鄙夷的目光。

筆者在此倒不是說只會說西語就等于非法移民，而是在美國這個“種族大熔爐”中，確實存在著一種“非美國”的集體意識——它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之下，只有在這些“尷尬”的瞬間才會展現出來。而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美國社會需要這種差異性來彰顯一種精英感；人們所認知的、亦是排除了非法移民的“精英美國”。

與美國歷史上的移民潮有所不同的是，本輪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由于與美國社會的接觸方式發生了變化，也逐漸走向了傳統非法移民敘事的對立面。

歷史上，美國非法移民的故事有一個 “勵志向上”的主旋律。他們被刻畫成向往美國價值的窮苦者，通過付出勞動和努力學習而逐漸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在這種敘事下，融入美國社會是成功的代名詞和理想的目標。

然而，在近些年，特別是疫情之后，非法移民對“融入美國社會”的需求開始降低。大量缺失的低端勞動力讓他們失去了融入美國社會的強烈動機，轉而變成賺取美國市場價值的投機者。在他們看來，與其花費大量精力和風險追求一個身份，不如賺取比家鄉高出不少的勞動收入。雖然公民身份仍舊能夠提供不少福利，但是相對回報已遠不及從前。

與此同時，民主黨不斷放開的非法移民政策也讓他們在不獲取身份的前提下得到了教育、醫療等方面有限的服務。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的移民態度開始發生分化。需要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通過投資移民或其他方式“買入”身份，而非法移民則成為了心甘情愿的異鄉人——美國對于他們來說，僅僅是提供工作機會和客戶的市場，而不是需要融入的社會。不斷累積的族群文化圈，以及美國政府有意無意的隔離政策，使不少非法移民已經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社會中。

圖為美國預估的非法移民分布。可以看出，在不少州中已有相當的聚集效應作者供圖

而維持這一切的前提是：美國對非法移民的待遇高于他們本國的生活水平。

對于非法移民最大來源的拉丁美洲移民來說，這個條件在美國各種所謂權利運動，特別是民主黨的一系列運作下已經成為現實。通過抬高各種福利標準，非法移民的實質指生活標準和安全指數已經比他們的出生國家高出不少，加州甚至還準備繼續通過法案，允許非法移民子女在學校中尋找工作。

除此之外，一些媒體也在試圖渲染非法移民與美國公民等同的敘事。例如美聯社，就引用多方消息試圖證明“非法移民與美國公民一樣納稅，并且給社保做出了相比其支出更高的貢獻。”

這種敘事背后暴露了“平等主義”下泛左的政治考量——借由經濟上的實質平等來暗示應該給予非法移民平等的政治身份。在他們看來，這些少數族裔都是“選票潛力股”。在不斷放寬的移民政策背后，民主黨的如意算盤是：通過這種福利政策，吸引非法移民走上融入美國社會的道路，這樣既能討好國內的少數族裔群體，又能最終成為自己的新興選票勢力。

然而，在美國經濟條件遠高于出生國的情況下，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已經不再青睞所謂的融入路線，而成為了美國經濟的“搭便車者”（free-rider）。媒體強調“非法移民也納稅”的話術則忽視了納稅比例的不平衡，根據美國各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納稅比例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聯邦、州收入稅，以及財產稅，而它們在非法移民納稅中的占比卻遠遠小于商品稅。

也就是說，原本應該是非法移民繳納的稅收，恰恰轉移到了收入和財產稅占比最高的大量藍領及低收入中產階級上，而這一類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便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在非法移民壓力最高的南部邊境州，亦擁有較高的商品稅比例。這使得當地中低收入階層受到了更高的稅收壓力。這種視角下，兩黨不同的移民政策就更容易理解了。

左圖紅框內為美國家庭中位數收入中的各項稅務及經費開支，右圖為非法移民的稅務比例。可以看出，兩者的稅務分布完全不同。作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