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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錢政治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沒有改變菲律賓家族政治的實質，沒有給菲律賓帶來西方式民主，相反加劇了菲律賓政治與經濟過于緊密的關系，政治沒有應有的相對超越性，導致政治腐敗嚴重、政局動蕩、治理能力低下，嚴重妨礙了菲律賓的經濟社會發展。

1、“生意就是政治，政治也是生意”

菲律賓的腐敗世界聞名，曾被載入世界吉尼斯記錄，被稱為“亞洲腐敗癌癥”。據長期研究亞洲經濟政治的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的亞洲腐敗研究報告的評估，菲律賓位列亞洲腐敗國家之首，該評估以10為腐敗風險最高值，菲律賓達到創紀錄的9.40。透明國際2012年度全球176個國家和地區清廉指數排名，菲律賓位列105，得分34（滿分100），躋身最嚴重腐敗國家之列。

根據我們在菲律賓調研的直接感受和了解，菲律賓的確是一個腐敗嚴重且普遍化的國家。在菲律賓，“生意就是政治”，沒有“打點”好各級政府官員，就沒有辦法做生意。據一名眾議員說，菲律賓官員在批準采購合同時所索取的回扣率或傭金率高達40%。如果“打點”好了官員，可以“只拿錢不干活”，菲律賓不僅有“豆腐渣工程”，還要“影子工程”，就是工程款項被全部貪污、轉移，而根本沒有實際工程。據世界銀行估計，菲律賓20%的國家預算因貪污而損失，由貪污造成的財政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8%。2000年，菲律賓監察官德西爾道曾經宣布，自監察院于1988年成立到那時，菲律賓每天有1億比索公款因貪污被吞掉，政府在貪污事件中損失了1萬4千億比索。

菲律賓的腐敗，不只是行政官僚的腐敗，而且涉及國家權力的最高層。從“人民力量運動”實現所謂“民主轉型”以來，菲律賓所有五位總統都發誓要與腐敗做斗爭，但他們五人中有四人都受到了嚴重腐敗的指控，其中有兩位直接因為個人及家族腐敗而受到法律追究。標榜草根總統的埃斯特拉達在就任總統的兩年時間里采取多種手段貪污斂財，主要手段包括：從非法賭博集團收受賄賂、貪污政府稅收、通過關聯公司違法經營等。名門出身的阿羅約在任總統期間就腐敗丑聞纏身，卸任后的阿羅約因涉嫌選舉舞弊和貪腐被捕，現在面臨至少三起重大腐敗案件的調查，面臨最高可判無期徒刑的刑罰。此外，她的丈夫和身為眾議員的長子也官司纏身。阿羅約丈夫何塞·米格爾目前因選舉舞弊案被限制出境。早在阿羅約在任時，菲律賓的一項民調顯示，多數民眾就認為阿羅約是菲律賓歷來最腐敗的總統，馬科斯居然還排在她之后，因腐敗被趕下臺埃斯特拉達名列第三。阿羅約被逮捕后，民調顯示，70%的菲律賓民眾認為逮捕她是正確的。

菲律賓的腐敗，在政治競選制度下加劇惡化。菲律賓的政治實質是家族政治，政黨只是家族參與政治的“外殼”，是家族的“選舉工具”。“每個家庭希望成為上層社會的一份子，故家族間極難共同為國家的發展而相互合作。”為了能夠組織和運營自己的政黨，掌握大量的金錢是前提，而實力雄厚的大家族參與競選，則抬高了菲律賓選舉耗費資金的數量級。菲律賓的經濟不發達，經濟資源又主要掌握在傳統大家族手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間政治資金規模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撐眾多政治家參加競選游戲。通過各種手段搞到“灰錢”甚至“黑錢”，是沒有家族事業支撐的菲律賓政治家唯一的選擇。“政治也是生意”，在獲得一定政治權力之后，將權力“變現”，撈取更大利益。菲律賓新興的政治家的發展無非是要盡快發展為新的“家族”，惟其如此，政治家們才能繼續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這就是菲律賓政治十分黑暗的現實與邏輯，是菲律賓政壇難以逃脫的“宿命”。

例如，阿基諾夫人執政后，接管了馬科斯“蜜友”控制的國營企業，安排自己的政治伙伴或親友在其中擔任要職；拉莫斯總統也有類似的做法，而且當時頻繁發生綁架華人勒索華商的事件。菲律賓政治家的一個重要資金來源是華商。華人在菲律賓以經商見長，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經歷、處境十分相像，華人在菲律賓經濟相對富裕而政治地位較低。有錢沒地位，自然就成了各級貪官污吏敲詐的“肥羊”。要想在菲律賓找一個沒有受過敲詐的華商恐怕做不到。華商們情愿或不情愿地成了菲律賓政治游戲的“金主”，成了政治家們的后援團。“平民總統”埃斯特拉達的支持力量之一是商業巨富愛德華·許寰哥，他也曾是馬科斯總統的“蜜友”。1998年愛德華·許寰哥為埃斯特拉達競選提供資金，埃斯特拉達執政后投桃報李，請許寰哥擔任了菲律賓第三大公司的董事長，掌控約1千億的椰子征收基金。難怪我們在菲律賓訪問時，一位華商感慨地對我們說：“每一個菲律賓官員都有一把可以打開他的鑰匙”。

2、“搖晃政治”紛擾經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影響經濟基礎。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命題在菲律賓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體制在西方國家也許是適用的，但同樣的體制到了菲律賓，真可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西式憲政民主政治體制對于菲律賓經濟社會具有明顯的損害作用。其中，最為明顯和突出的表現是菲律賓政局的“換季”現象，大大影響了菲律賓政局的穩定，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經濟、政治成本。這在菲律賓有“搖晃政治”之說。

所謂“搖晃政治”最主要的就是大選。選舉使菲律賓常常處于政治的“換季”狀態，最突出的就是6年一次的總統大選。金錢政治和動蕩的政局使菲律賓的選舉總是難以預測，一旦新政治力量、政黨上臺，隨之而來就政策的重大調整。此外，再加之執政時間短、反對派牽制作用大，使菲律賓涉及國計民生的眾多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即使一時達成方案，也因無法執行而付之東流。

以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都要面對的資金問題而論，菲律賓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資金長期短缺，特別需要外部投資支持。但菲律賓長期政局不穩，投資風險高、安全性低，導致了菲律賓始終缺乏外來投資。我們調研中，許多華商都表示，在菲律賓長期從商的經驗告訴他們，在菲律賓從事經濟活動不宜投資，最好的方式就從事貿易活動，以規避風險。據菲律賓中央銀行公布的資料，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最初10年，菲律賓的外來直接投資多年保持在10多億美元的水平，簡直是微不足道。波動性大是菲律賓外來外資的另一特點，每一次大的波動都與菲律賓的政治狀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每逢大選外國投資者就會持觀望態度，外來投資就會呈現規律性的下降。

三、龐大而具依附性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政治發展領域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概念。根據西方經驗，經過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實施，會出現一個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的、具有獨立意識和穩定作用的“公民社會”，這既是現代化進程的成功標志，又是維系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菲律賓的現實卻為這樣一套十分流行的現代化話語與教條提供了一個反例。

從現象上看，菲律賓曾被稱為“東亞民主櫥窗”，的確，在菲律賓不僅“上有憲政民主”，而且“下有強大的公民社會”，甚至被視為國家能力弱而民間勢力強的典型的“強社會、弱國家”。一次次聲勢浩大、成就輝煌的爭取和保衛“民主”的社會運動，更加彰顯了這個特點。

菲律賓是“擁有全球第三大非政府組織（NGO）的發展中國家”，其數量僅次于巴西與印度。在菲律賓，非政府組織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宗教為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在社會救助和慈善事業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第二類是以行業、職業、族群或地方為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包括農民、勞工、城市貧民、婦女、少數民族群體、不同專業人士組成的組織，這些組織在菲律賓被統稱為“人民組織”（People’s Organizations），它們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特定群體利益，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五一工會、菲律賓工商總會，菲律賓華裔青年創業聯合會等；第三類是由少數具有培訓、研究和倡議工作專業技術的人員主持的非政府組織，為其他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提供中介、志愿性服務。根據2000年前后的統計，以中上層群體為主體的第三類非政府組織達到了3.4—6.8萬個，“人民組織”的數量介于16.9—31.3萬個。這些組織，不僅致力于慈善救助活動，有的從事扶貧、發展生產和環境保護活動，更多的以和平的但不排除暴力的政治活動爭取和維護不同群體的利益。

但是，如此龐大的“公民社會”卻沒有促成菲律賓的政治轉型，相反他們在菲律賓建國以來60多年的政治歷史上并沒有起到多少促進社會發展，增加社會福利，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大量的非政府組織或充當家族勢力爭權奪利的助手，或成為政治動蕩的催化劑。菲律賓公民社會發揮的這種十分特殊的歷史作用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