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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美國總統拜登近來在多次講話中，頻頻鼓吹“大政府”，大大貶低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譬如在4月28日的國會演講中，他舉了很多美國的經濟成果，他說取得這些成果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的”；他還點名批判了主張小政府的“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又譯“涓滴經濟學”），他說“下滲經濟學從來都不靈”。

拜登4月28日講話視頻截圖

他的這些講話得到了相當多美國人的贊同。這樣的說法，這樣的贊同率，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因為四十年來，“大政府”是臭名昭著的，而“小政府”則是香噴噴的金科玉律，甚至已經成為難以撼動的“真理”，深深鐫刻進入絕大多數人的心中。

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國并非“小政府”，公務員看上去不多，但吃財政飯的人一點不少，始終是個“大政府”。本文暫且把這類問題放到一邊，主要還是談經濟思維上的“大政府”、“小政府”。

美國“小政府”的理論缺陷

四十年前，里根說過一句名言：“政府并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問題本身”。這句話被新自由主義頌揚了四十年，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說法，政府干預市場是問題禍根，所以必須反對大政府，反對政府干預，必須讓市場自由運作。

這種說法得到資本的大力支持，因為資本最反對政府干預它們，最希望自己能夠在市場上自由自在、為所欲為。資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們掌握大量資源，可以用來宣揚它們喜歡的理論，掩飾理論的缺陷，吹噓理論的“真理性”，給大眾洗腦。

人如果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反省思維，是很容易被洗腦的。美國大眾中的大多數人缺乏反省思維能力，他們都接受了這種理論，把這理論固化到自己的思維習慣中，四十年來都習慣性地反對“大政府”。

當然，美國人里也有能夠反省思維，能夠看到這個理論中的缺陷。“信息不對稱”理論就揭露了其中的一大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觀察研究了市場的實踐運作，指出市場中的各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使得市場的無形之手很多時候不能對社會資源進行合理配置。

三位研究“信息不對稱”的經濟學家在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大聲疾呼放任市場自由的危險性。雖然有諾貝爾獎的桂冠光環，但這些經濟學家卻無法喚醒大多數人，因為他們難敵資本的力量，也難抗衡多數人的固化思維的頑習。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論中的缺陷，遠不止“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比如還有“利益時間性”的問題（筆者在《優主治國》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分析）[1]。

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的一個核心理念是，市場可以高效率地把社會資源配置得有利于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這個理念基于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亞當·斯密認為，個人在市場上的逐利行為會“受一只無形之手的指導，……往往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夠達到促進社會利益的目的，而且比他們有意追求社會利益時更有效率。”[2]

其推衍邏輯是，人是理性的，知道購買什么東西才能夠滿足自己的利益，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市場上發出消費需求的購買信號，當某種商品的需求增大，該商品的價格也會增高，生產該商品的利潤回報就會增加，追逐自我利益的理性會使生產者把更多的資源投入該商品的生產；當該商品的供給增加之后，其價格會降低，利潤回報會減少，生產者也會逐漸減少對該商品的投入，轉而把資源投入其它需求大、價格高、利潤好的商品。

如此基于個人追逐利益的理性而形成的資源配置，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所造就的，最終使消費者得到了想消費的東西，使生產者得到了想獲取的利潤，是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

這個理論敘述中包含著一個漏洞，它對于市場配置資源所涉及的“利益”，沒有作“時間性”的說明，無論是消費者的利益，生產者的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都沒有明確地說明是現時利益，還是未來利益。

這個漏洞缺陷在亞當·斯密的時代很可能是不明顯的，但隨著生產力的發達、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個漏洞就會越來越大。這是因為在不發達社會中，生產消費的大多數產品的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具有統一性，而在發達社會中，生產消費的大多數產品的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的統一性大大降低了。這個變化是和溫飽滿足、生活必需品豐裕相關的。

生活必需品，譬如滿足溫飽的產品，其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是非常統一的。這些產品既對人的現時利益有利，也對人的未來利益有利。但其它的許多產品和服務，就未必如此統一，譬如“教育”，接受教育往往需要寒窗苦讀，是一件現時利益要減損的事情，但未來利益卻會增加；又譬如“駕駛排污量大的汽車”，享受了現時利益，卻損害了未來利益。

當人們消費的大部分產品是生活必需的溫飽產品時，他們發出的市場需求信號會使市場的無形之手把資源配置到生產這些產品的地方，如此的資源配置，既有利于現時利益，也有利于未來利益，是合理的資源配置。

在亞當·斯密提出無形之手概念后的很長時期內，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消費是以溫飽產品為主，直到20世紀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間，美國家庭的食品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間，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下降為30%或以下。[3]

2015年，這一比例降低到了12.5%

當經濟發展之后，社會逐漸從貧困變得豐裕，大多數人的溫飽逐漸得到了滿足，此時生活必需品的消費也逐漸成為總消費中的小部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成為總消費中的大部分。

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對未來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復雜的，有的有利，有的無利，有的甚至有害。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說會對未來發展有利。而以非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則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害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不利；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利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有利。

當市場中的消費結構，從以生活必需品為主轉變為以非生活必需品為主之后，無形之手的性質會發生變化。之前的無形之手可以把資源配置得對未來發展有利，之后的無形之手就未必能夠保證具有這種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