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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電動汽車廠商面臨的“三重挑戰”

以上這三道坎是《MEED》總結出來的，總體更側重于銷售和售后配套服務等環節。但是對于志在開拓海灣地區市場的中國電動汽車廠商來說，似乎還不完整。海灣國家想要與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開展合作，更期望的是通過雙向投資合作，在當地從0到1地建立起電動汽車的全產業鏈。正因如此，中國電動汽車廠商在這三道坎之外，還會面對以下三重挑戰：

一是本土化落地壓力大。

從技術層面看，海灣國家全年高溫的氣候條件不僅對動力電池構成極大考驗，也對汽車本身的空調制冷能力、輪胎及其他易損耗零配件的耐久性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否則，不僅無法贏得當地消費者認可，甚至會因達不到海灣國家汽車市場準入標準而遭到“封殺”（編者注：比如沙特對新能源汽車實行GSO、SASO雙重質量認證，再比如被封殺的具體案例可參考前些年國內某空調廠商的遭遇）。

從市場營銷層面看，海灣國家汽車市場仍然深受傳統營銷模式影響，需依靠當地各大代理商才能開展銷售，而這些代理商往往也是這些國家最大的商業家族，即所謂的“老錢”，利益關系錯綜復雜。如在進軍海灣國家市場的過程中稍有不慎觸動了這些商業家族的利益，有可能會被其聯手做局排擠出去。

從經營層面看，海灣國家近年來都在不斷加強稅務稽查，對外資企業的初期實繳、后期投資和本地化用工執行率要求較高，要求中國汽車廠商必須強化合規經營意識。

二是售后服務成本高影響品牌口碑。

汽車產業不論傳統燃油車還是電動汽車，產業鏈條都相對較長。海灣國家發展本土電動汽車產業離不開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的密切配合，而這恰恰是沙特、阿聯酋這些國家的最大“短板”由于當地缺乏汽車產供鏈，中國汽車的維修配件時至今日仍大多從國內運輸至海灣國家，運輸時間長、供貨不及時、維修周期長等問題十分突出，導致售后服務滿意度亟待提高。

近年來，中國汽車品牌在海灣市場保有量不斷提升，但在這一可喜進展的背后是售后投訴率也同步持續走高。以沙特為例，2023年初該國商務部通報處罰了10家車企，其中4家是中國品牌。

三是同業競爭及第三方打壓風險不容忽視。

海灣國家政府推動綠色發展戰略，但消費者仍普遍習慣于使用傳統燃油車，對電動汽車的認可度和接受度有待提高，消費習慣的改變也很難一蹴而就。傳統燃油車市場長期被美歐日韓各大品牌占據，中國汽車在海灣國家開拓市場較晚，市場占有率和品牌影響力在競爭中尚不具優勢。而美歐日韓車企的新能源轉型步伐雖慢于中國同行，但其在包括海灣地區在內的全球銷售和售后體系布局早、經營深，一旦啟動新能源轉型可以較為迅速地發揮既有成熟網絡優勢，對中國電動汽車廠商拓展海灣國家市場帶來競爭壓力。

還有部分中國電動汽車廠商有想法利用海灣國家的區位優勢和自由貿易方面的政策優惠條件，希望借此實現對第三方市場的輻射覆蓋。這一點參考墨西哥、越南等國的先例，可以預見這樣的出海規劃可能很快就會淪為美歐等國“貿易戰”下一輪戰役的目標。

三、寫在最后的話

無論是《MEED》總結的三道坎，還是我補充的三重挑戰，都并不是說海灣國家是中國車企的“禁區”。事實上，出海參與全球競爭是中國汽車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而海灣國家當前發展電動汽車的雄心壯志與能源優勢的確給中國車企，特別是電動汽車廠商帶來了頗多利好。

從海灣國家來看，沙特的目標是到2030年首都利雅得的電動汽車占比超過30%，通過其主權財富基金（PIF）控股美國Lucid汽車公司在沙特本土建立生產線，同時推出自有電動汽車品牌Ceer。

阿聯酋在2050年清潔能源汽車占比50%的目標之上，進一步制定了《2030電動汽車戰略》，吸引國際知名電動汽車制造商投資建廠，同時支持本地電動汽車初創企業向拉丁美洲等地區市場擴張。

卡塔爾計劃到2030年將純電汽車銷量占比提高至10%并實現公共交通100%電動化，與法國和日本公司合作建立電動汽車組裝工廠。

阿曼計劃到2030年推出2.2萬輛電動汽車。科威特也在制定電動汽車戰略。

除此以外，沙特和阿聯酋在光伏發電領域保持全球領先水平的電價，為電動汽車提供了經濟高效的電力來源，為交通行業的深度脫碳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外，兩國正計劃投資數十億美元用于電動汽車組裝工廠的建設，設立人工智能研發中心，有望推動汽車軟件和電子技術的創新，從而擴大地區市場在電動汽車領域的選擇范圍，提升電動汽車的市場競爭力。

從中國車企來看，近年來搶抓住了“電動化”“智能化”轉型契機，出現了一批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電動汽車廠商，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汽車產業在全球汽車產業發展歷程上實現了“變道超車”。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車企應當利用好這樣的歷史機遇，在充分做好前期市場調研的基礎上，統籌做好海外布局規劃。還是那句老話，要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國內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和海外合作布局的產銷協同聯動。但是，產業合作不能單單由企業自行闖蕩，更需要政府通過各種頂層設計和政策工具來保駕護航。

具體來說：

一是總體上加快國家間投資協議的完善和升級。

過去，中國主要是招商引資，重點關注的是在引進外國資金、技術、經驗時不過度讓利本方利益，更多處于“守勢”；如今角色地位發生了轉變，中國企業出海如火如荼，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后的利益保護乃至人身財產安全等都需要良好外部環境的保護，越來越多處于“攻勢”。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門及時切換身份定位和利益視角，從維護“攻方利益”的角度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切實保護出海企業的利益。

二是針對海灣國家加強電動汽車產業政策規劃和產業標準規范的合作。

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領跑全球，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業政策、發展規劃、保障措施和相關的技術標準、規范體系。海灣國家的三道坎與中國電動汽車廠商面臨的三個困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全方面合作加以克服，進而推動電動汽車產業在海灣地區的發展，中國的上述先發優勢可在有效幫助海灣國家加強技術研發、完善基礎設施、優化經濟環境，甚至是引導消費習慣、完善政策法規。

更為重要的是，面對可能來自第三方打壓的風險，一個具體的行業或者是一個具體的產品很容易淪為被打擊的對象，而標準和規范相對抽象。如若中國能夠利用好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總部落戶阿聯酋這一條件，與阿聯酋等海灣國家加快在電動汽車產業標準規范方面的合作步伐，進而通過向非洲、中亞、東南亞、拉美等地拓展形成國際通行標準規范（編者注：這也是阿聯酋極為擅長的），或可有效降低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頻繁遭美歐打壓針對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