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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土耳其向烏克蘭提供武裝無人機。這些武器去年秋天以來被烏克蘭投入到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并顯示了一定的威力。普京對此非常不爽，也提出過警告，但并未采取進一步的制裁或限制措施。

安卡拉努力發展與基輔的關系則另有隱情，這與北約對其軍火出口的限制不無關系。

土耳其向烏克蘭出售無人機，引起了西方媒體對俄土關系的關注，圖為VOA報道截圖

土耳其“獨特”的外交路線，導致它與歐美盟友在軍火方面的合作逐漸減少。土方進口俄羅斯的反導系統之后，美國決定停止向其提供F-35戰斗機，還不允許它向沖突地區出口諸如軍用直升機這樣的武器，也不能出口含有西方國家部件（如發動機）的軍械。

在這樣的情況下，安卡拉只得另辟蹊徑，出口自制的軍用物資（如無人機），并尋找新的部件供貨商，而原蘇聯的軍火工業重地烏克蘭正好符合這方面的條件，所以雙方一拍即合。2019年，烏克蘭向土耳其訂購了6900萬美元的武裝無人機，現在兩國還商定合作造軍艦。

作為黑海沿岸國，土耳其由衷不希望俄烏之間發生大規模的武裝沖突。雙方一旦交戰，首當其沖的就是土耳其的旅游業，該國三分之一的游客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土耳其建筑公司的海外業務差不多一半都在這兩個國家，40%的食品也來自兩國。

埃爾多安日前表示：“進攻烏克蘭對俄羅斯和整個地區來說都是不明智的。”

二月初，埃爾多安前往基輔，再次表示愿意從中斡旋。他還批評北約、特別是拜登總統在烏克蘭問題上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做法，他說：“西方并沒有為解決問題做出貢獻，我只能說，它把事情反而搞得更糟了。”

他認為，迄今為止只有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有能力解決這個危機，可惜，她離職后，歐洲再也沒有這樣的靈魂人物了。言外之意，你歐洲沒人，我可以出面調停。

據報道，埃爾多安已向澤連斯基和普京發出了邀請。烏克蘭總統已積極回應，但普京還在觀望中。

趕鴨上架的調解人：朔爾茨

應該說，在三位調解人中，德國總理朔爾茨是最不愿意登臺的，因為他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

·壓力之一：盟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雖然主要由“民主國家”組成，決策程序也具備相當的民主性，但對于傳統上習慣于“依靠實力說話”的西方國家來說，美國的分量是舉足輕重的，是其他成員國無法比擬的。

英國脫歐之后，北約內部的軍事實力其實進一步向非歐洲國家傾斜，歐洲國家的話語權相對更弱了。也就說，在涉及到歐洲利益的時候，美英兩國未必會單純站在歐洲立場去審視。這樣，他們與聯盟內的歐洲成員就會出現分歧。這個現象在如何對待俄羅斯和中國問題上最為突出。

面對烏克蘭危機，德國政府的口徑其實很明確：政治、經濟和道義上全力支持基輔，但在軍事領域不提供進攻性武器；對莫斯科既發出嚴重警告，也希望保持對話暢通。

說實在的，除了不提供殺傷性武器這點之外，柏林與其他盟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態度并無二致。但美英等國并不滿足于此，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德國拿自己的能源生命線“北溪二號”來獻祭。只要德國政府沒有明確提出這點，加上朔爾茨前一陣“長久”保持沉默和低調，就被認為是德國對俄過于“軟弱”。

為了“澄清”和“明確”德國的態度，朔爾茨專門前往華盛頓。兩國領導人關起門來說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但在之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朔爾茨依然沒有點名“北溪二號”，反倒是拜登替德方明確表示：一旦俄羅斯入侵，“北溪二號”就完蛋。由此可見，什么才是美國的“眼中釘”，德國承受的來自盟友的壓力何在。

·壓力之二：國內輿論

德國國內的壓力是多方炒作的結果。這里有民主體制的因素（懟政府是反對黨的“天職”），也有“批評性媒體”的挑剔，但最關鍵的還是“政治正確”的捆綁：

在烏克蘭危機中，輿論只關心誰是所謂的“侵略者”，而且僅以“民主”和“集權”體制來判斷國際沖突的是非曲直，卻不去深究體制產生的文化土壤和國情條件以及沖突的深層原由，更不反省西方自身的責任。俄羅斯受到譴責，只因為它“強勢霸道”、“獨斷專制”、吞并克里米亞，在烏克蘭邊境陳兵十萬等。

德國輿論這種簡單化和道德化的是非觀，忽略了直接關系到民生的本國利益和國際局勢的復雜性。這里很少能見聞非主流意見，即便有，也會很快淹沒在道德鼓噪中。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德國正面臨能源轉型期，尚離不開俄羅斯的天然氣。如果將“北溪二號”當作反俄的“祭品”，那么平常百姓家如何面對能源價格繼續上漲的局面？

輿論可以不管這些，但政府卻不能不考慮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