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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有別

從這個案例，我們還可以看出民刑有別，兩者的證明標準確實有所不同。

有很多網友覺得判賠69萬算什么，還是便宜了劉鑫；期待能夠對其刑事處罰的網民有很多。這里我再勸一次大家，千萬千萬要收起那種“看啥不順眼都死刑立即執行”的心態，到不了的確實到不了。有很多的惡，大家都很憤懣，但真的要提防刑事責任擴大化可能帶來的危險。

這絕不是對惡的姑息和放縱，做好有效的刑事、行政、民事三種責任之間的銜接是構建責任體系的重中之重，落不入刑事的看看能不能落入行政，最不濟落入民事。我們反對的是三種責任之間的間隙過大，從而使得有些惡脫離了應有的制裁，而不是反對刑事責任范圍的過窄。

本案中，確實無法對劉鑫進行刑事處罰，但通過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可以對江歌的母親進行一定的彌補和慰藉，甚至，江歌母親最開始期待的本就是劉鑫對情況的一份說明。

具體而言，本案之所以能夠認定民事責任，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一個具體事實的認定上，即“在面臨陳世峰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之時，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顧，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所門外被殺害，具有明顯過錯”。

這一過錯認定前提中的“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所門外”，在陳世峰刑事案件的審理中，似乎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確定。但在民事審理中，從江歌母親提供的語音、文字記錄等等證據中，顯然法院認定了這一事實的存在。

這其實也是民事能夠在刑事無法救濟時進行救濟的一大原因所在，即兩者在證明標準上有所不同。

刑事證明要求“排除合理懷疑”，而民事證明一般只需要“高度蓋然性”。倘若用不精確的數字來表示的話，排除合理懷疑，可能是一個99.99的分值，而高度蓋然性可能會隨著案件種類在85-95左右變化。

劉鑫的留言前一次說“門鎖了”，后來又說自己沒鎖，是江歌反鎖的等等。從民事審理的角度，法官完全有理由相信確為劉鑫鎖門。

不僅如此，法院說理中的“在社會交往中，引入侵害危險、維持危險狀態的人，負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損害的安全保障義務”，同樣也存在相同的狀況。這種危險狀態并不是一種必然，而是一種可能性，對于民事而言，這種告知義務和預防措施的期待可能性就當然要顯著于刑事責任。也是因為這種刑民證明標準上的差別，使得本案的民事救濟有了展開的可能。

其實不僅在我國，美國的辛普森案同樣也是有著這種證明標準上的差異，使得即便從刑事責任中逃逸了，仍然會有民事責任在承擔保護網的效果。

規范與示范

最后，不得不提一提法院說理中的這兩段話：

“扶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司法裁判應當守護社會道德底線，弘揚美德義行，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江歌作為一名在異國求學的女學生，對于身陷困境的同胞施以援手，給予了真誠的關心和幫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無私幫助他人的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序良俗相契合，應予褒揚，其受到不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

法律不僅僅扮演著裁判規范的效果，同樣也扮演著行為規范的效果。一個有效的司法不僅僅局限于當案的案結事了，同樣需要給可能存在的后案帶來一種審判上的示范及一種避免案件產生的行為上的示范。

訴訟爆炸的產生原因除了正常經濟增長帶來的案件增加之外，難道不正是這種司法裁判在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這一點上做得不夠導致的么？各種虛假訴訟、技巧訴訟的泛濫真的都只是當事人的錯么？

此外，“劉暖曦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發之后，非但沒有心懷感恩并對逝者親屬給予體恤和安慰，反而以不當言語相激，進一步加重了他人的傷痛，其行為有違常理人情，應予譴責，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從這句話中其實也可以看出，倘若劉鑫沒有事后的這些令人作嘔的行為，很可能法院也不一定會支持江歌母親的訴請，而直接需要對“其受到不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擔責的對象目前正在日本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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